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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者 八图与士绅（第1页）

异议者：八图与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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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图在16世纪中叶是佛山唯一获认可的集体组织，到了18世纪中叶，降而为一个纯礼仪组织。

这个转变应放在佛山的发展和众多外来人的融合（其中只有一些附加在里甲登记之中成为“子户”

）这两条线索中理解。

八图基本上不能摆脱其建基于土地和户口赋税的形象。

这样的话，八图与佛山的贸易面向关系不大。

在有需要的时候，或抗贼抗官之时，能够提供帮助的是士绅，这些士绅中，部分是八图的后人。

1752年版的《佛山忠义乡志》编修之时，佛山的领导权已显然转移给了士大夫，而这部书记录了一段历程，从中可以看到士大夫透过由个别成员所出力的社会服务得以从16世纪中叶延续下来。

李待问所处的晚明时期是佛山确定其历史性格的关键时刻，而到了陈炎宗所处的18世纪，士大夫的介入已然底定。

在冼桂奇赈济1553年的饥荒与李待问1604年中进士之间，地方史所提到的重大公共服务只有1559年霍与瑕和1568年其子的修缮公益桥。

[46]记载之所以绝无仅有，一个理由当然是重大事件缺少纪念文章，毋怪李待问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该桥之前的多次修缮。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撰写纪念文章是文人的习惯。

在16世纪中叶以前和以降，不少桥经过修缮。

[47]这些都没有记录下来，不见于地方史之中。

然而，桥梁修缮不只是一项社会贡献。

霍与瑕是朝廷命官佛山人霍韬（1487—1540）的儿子。

霍氏的祠堂在邻近的石头乡，霍氏对贸易和房产的生意均甚感兴趣。

[48]话说霍韬十分敬重梁焯，每过其墓，必拜祭之。

[49]霍与瑕和冼桂奇是同时代人，都是湛若水的学生，而湛若水则是陈白沙的学生；湛的地位与霍韬同时代的佛人庞嵩不相上下。

[50]由此可见，道统的承传是16世纪第一代绅士的特点，而从霍与瑕成为一个人物，载入地方史，因为从他开始，参与公共事务开始当成是对乡梓的贡献。

陈炎宗强调，他的地方史不是佛山第一部而是第二部地方史，第一部由李待问的一位亲人所编修，得李氏认可。

[51]我们也可以从霍韬的例子中看到，外来家庭如何在不能以里甲登记的情况下，突出其士大夫的出身，以跻身佛山的领导层。

因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陈炎宗的佛山宗族名单以李氏（李待问）开头，继之以陈氏（陈炎宗）、梁氏（有佛山第一个进士梁焯在内的梁氏；明朝时势力极大，清朝时大为衰退）、冼氏（冼桂奇），然后是霍氏（没有霍韬的亲人）和其他。

[52]这个排序与明朝时的排序大不相同。

这些宗族的特点就是他们均是佛山早期在位者的后人。

在17世纪，这样的士大夫记录在形成佛山领导层形象的地方史中日见重要。

相反，八图由于无助于与官员周旋，名声受损，而即使在其权限之内的地税交涉，也是无能为力。

1581年，南海县实施“定弓”

，但1616年的豁免赋税却要归功于李待问（李是进士、高官，也编修了当地的《赋役全书》）。

[53]八图之不济，见于18世纪的多次赋税交涉之中：1777—1786年间，三个图各自与南海县交涉，要求县丞不得给图添加新的户口，以免增加图的总体赋税配额，并且如邻乡一样，固定县职能的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