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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仰（第7页）

在我为这个杂志所著的许多论文内，我猛力攻击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兼持无神论。

一九〇八年，我家因营业失败，经济大感困难。

我于十七岁上，就必须供给我自己读书，兼供养家中的母亲。

我有一年多停学，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课五小时，月得修金八十元。

一九一〇年，我教了几个月的国文。

那几年（一九〇九—一九一〇）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也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革命在好几省内爆发，每次都归失败。

中国公学原是革命活动的中心，我在那里的旧同学参加此等密谋的实繁有徒，丧失生命的为数也不少。

这班政治犯有好些来到上海与我住在一起，我们都是意气消沉，厌世悲观的。

我们喝酒，作悲观的诗词，日夜谈论，且往往作没有输赢的赌博。

我们甚至还请了一个老伶工来教我们唱戏。

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诗，中有这一句：“霜浓欺日淡”

！

意气消沉与执劳任役驱使我们走入了种种的流浪**。

有一个雨夜，我喝酒喝得大醉，在镇上与巡捕角斗，把我自己弄进监里去关了一夜。

到我次晨回寓，在镜中看出我脸上的血痕，就记起李白饮酒歌中的这一句：“有人用武力，任出吾身物。”

我决心脱离教书和我的这班朋友。

下了一个月的苦功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设的学额。

我考试及格，即于七月间放洋赴美。

七

我到美国，满怀悲观。

但不久便交结了些朋友，对于那个国家和人民都很喜爱。

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我坐在那里以哲学的态度看球赛时的粗暴及狂叫欢呼为乐。

而这种狂叫欢呼在我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的。

但是到竞争愈渐激烈，我也就开始领悟这种热心。

随后我偶然回头望见白了头发的植物学教授劳理先生（Mr.lee）诚心诚意地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

就是在民国初年最黑暗的时期内，我还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

在致一个华友的信里面，我说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为无希望外，没有事情是无希望的。”

在我的日记上，我记下些引录的句子，如引克洛浦（Clough）的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惧就是作伪者。”

又如我自己译自勃朗宁的这一节诗：

从不转背而挺身向前，

从不怀疑云要破裂，

虽合理的弄糟，违理的占胜，

而从不作迷梦的，相信我们沉而再升，败而再战，

睡而再醒。

一九一四年一月，我写这一句在我的日记上：“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