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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仰（第8页）

一九一五年，我以关于勃朗宁最优的论文得受柯生奖金。

我论文的题目是《勃朗宁乐观主义辩》。

我想来大半是我渐次改变了的人生观使我于替他辩护时，以一种诚信的意识来发言。

我系以在康奈耳大学做纽约农科学院的学生开始我的大学生涯。

我的选择是根据了当时中国盛行的，谓中国学生须学点有用的技艺，文学、哲学是没有什么实用的这个信念。

但是也有一个经济的动机。

农科学院当时不收学费，我心想或许还能够把每月的月费省下一部来汇给我的母亲。

农场上的经验我一点都不曾有过，并且我的心也不在农业上。

一年级的英国文学及德文课程，较之农场实习和养果学，反使我感觉兴趣。

踌躇观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后转入文理学院，一次缴纳四个学期的学费，就是使我受八个月困境的处分。

但是我对于我的新学科觉得更为自然，从不懊悔这番改变。

有一科《欧洲哲学史》——归故克莱顿教授那位恩师主持，——领导我以哲学做了主科。

我对于英国文学与政治学也深有兴趣。

康奈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

在其领导之下，我读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学家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也读过晚近唯心论者如布拉特莱、鲍森模等的作品，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从未引起我的兴趣。

一九一五年，我往哥林比亚大学，就学于杜威教授，直至一九一七年我回国之时为止。

得着杜威的鼓励，我著成我的论文《先秦名学史》这篇论文，使我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重读一遍，并立下我对于中国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础。

八

我留美的七年间，我有许多课外的活动，影响我的生命和思想，说不定也与我的大学课业一样。

当意气颓唐的时候，我对于基督教大感兴趣，且差不多把《圣经》读完。

一九一一年夏，我出席于在宾雪凡尼亚普柯诺派思司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学生会的大会做来宾时，我几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渐渐地与基督教脱离，虽则我对于其发达的历史曾多有习读，因为有好久时光我是一个信仰无抵抗主义的信徒。

耶稣降生前五百年，中国哲学家老子曾传授过上善若水，水善应万物而不争。

我早年接收老子的这个教训，使我大大的爱着《登山宝训》。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我深为比利时的命运所动，而成了一个确定的无抵抗者。

我在康奈耳大同俱乐部住了三年，结交了许多各种国籍的热心朋友。

受着像那士密氏和麦慈那样唯心的平和论者的影响，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热心的平和论者。

大学废军联盟因维腊特的提议而成立于一九一五年，我是其创办人之一。

到后来，各国际政体俱乐部成立，我在那士密氏和安格尔的领导之下，做了一个最活动的会员，且曾参加过其起首两届的年会。

一九一六年，我以我的论文《国际关系中有代替武力的吗？》得受国际政体俱乐部的奖金。

在这篇论文里，我阐明依据以法律为有组织的武力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的哲理。

我的平和主义与国际大同主义往往使我陷入十分麻烦的地位。

日本由攻击德国在山东的领土以加入世界大战时，向世界宣布说，这些领土“终将归还中国”

。

我是留美华人中唯一相信这个宣言的人，并以文字辩驳说，日本于其所言，说不定是意在必行的。

关于这一层，我为许多同辈的学生所嘲笑。

及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对华二十一条件，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

我写了一封公开的信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

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屡被斥为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