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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4页）

，产生共识，然后政府推行基于共识的政策，保证社会各阶层遵守大家达成的共识。

例如全民应该建立起户籍制度，全民应该建立起身份证制度，全体青少年，未来应该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

然后出台政策，调动税收，执行计划。

这就是“党大、政府小”

这种二元体制背后的逻辑。

本质上而言，党确定理论、方针、策略，规划发展方向，并为底层人民间接和直接谋利益；而政府则根据党的理论方针，与其它社会阶层“共和”

协商，落实成政策，并调动资源执行。

党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则并不是党单独一家的执行机器，而是必须将其它阶层的利益诉求，反馈给党，通过博弈，达成妥协，然后才形成政策。

最根本的原则是，党可以否决政府，而政府可以与党协商，但不能否决党。

第二个大问题，是党员、干部与企业薪酬问题。

李思华指出，党员与普通人需要分开。

党员不适用完全的市场化薪酬。

最根本的原则是，“入党不发财，发财不入党”

。

党员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是理想主义者。

或者可以描述为“七分理想，三分现实”

。

我们承认理想主义者也需要物质生活，而提供党员的物质保障，是为了让同志们有基础的生活条件，从而更好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却不是为党员谋求发财机会的。

普通人当然与党员不一样，他们能做到“九分现实，一分理想”

就已经很不错了。

李思华想起前世，据说有八千万党员，其实真正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有多少？人多就力量大吗？她宁可要一个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人数，例如八百万人员的党，但是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党员，用共产主义理想和思想武装精神的人。

反之，如果是一大堆投机主义者入党，党能有什么好处呢？

党员薪酬的逻辑，在于坚持“共同富裕”

。

所以可以试行一个方法，例如以所在地区薪酬水平的中位数，作为基准收入。

例如在政府工作，那么党员拿的基准薪酬，就应该是政府所在区域内，全民薪酬的中位数。

党组织对党员设立标准，进行每年考核，优秀的物质报酬，从中位数上浮，例如地域中高收入的薪酬人员占比是20%，那么党员的薪酬，最多达到这20%人员的下限作为封顶，这是物质激励。

至于差劲的，不是扣薪酬的问题，而是是否是合格党员的问题。

这样的物质激励，其实本质还是精神激励，用物质来表彰其优秀表现而已。

如果在企业或者是在基层工作，其原则与在政府工作相似。

党企的收入水平，党组织会考虑，基本会保持在与政府同一水平线。

所以作为党员，提升物质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提升当地或所在企业共同富裕的水平。

大家好了，你才能好。

无论党员在哪里工作，超出这个薪酬标准的收入，要么上交作为特殊党费，要么就请退党。

党员应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对于党外人士和普通人，当然不能如此要求。

对于他们，基本上都适用市场化原则，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政府担任“公职人员”

，其实是按社会上“管理技术人员”

的市场化水平，来参照制定薪酬，按工作的重要性和职位，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