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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四海（第7页）

战国秦汉劳动人民身份的转化，主要的形式也就是从自由编户齐民转化为奴隶，或由奴隶转化为自由编户齐民。

魏晋南北朝就不同了。

魏晋南北朝也有自由民、奴隶，但劳动人民的身份突出的是依附民，既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民，是半自由的。

依附民有各种名称，主要的是部曲、客。

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人民身份的转化，不是像战国秦汉，自由民转化为奴隶，奴隶转化为自由民，而是自由民和奴隶都向部曲、客——依附民上转化。”

何先生的这一论断，被王仲荦先生所吸收，写入了他的《魏晋南北朝史》。

我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唐长孺先生和田余庆先生都发表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关系发展问题的专文。

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与部曲》一文中说：“客的卑微化与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在魏晋期间已经完成，早在建安时代（196-219），官、私佃客遍布南北。

西晋太康元年（280）颁布的户调式明确规定客的私属身份，《隋书·食货志》更明确指出佃客是在主人户下记注姓名的分成制佃农。

以后，东晋南朝的‘私附’、‘乐属’、‘属名’、‘程荫’，北朝的‘荫附’，以及南北朝后期直到隋唐的‘部曲’，以浮客组成的‘佃家’，尽管名称不一，按其性质，都是合法和非法的封建依附者，基本上都是依托豪强，纳大半之赋的类似农奴的分成制佃农。”

在完成于1992年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唐先生又说：“总的说来，魏晋时期作为封建依附者的客大量发展，从本意为外来人的身份降落到与奴隶相混的地位。

这种情况作为一种现象是由来已久，直到西晋才以法律形式予以肯定。

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过程至此最后完成。

可以说，这是一个大量的自耕农和自由佃农封建化的时代。”

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中说：“魏晋以后，衰弱的国家政权几乎失去了对自耕农的控制力量，不得不利用这种现成的关系（指依附关系）来为自己谋利，因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国家依附农民。

这自然又反过来影响民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扩展。

……秦汉魏晋，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依附性逐渐加强，南北朝时期还在继续加强。

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唐、田二先生都是魏晋南北朝史大家，他们又分别深化了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依附关系发展的研究，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与何先生不尽相同，但在依附关系的发展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何先生在这方面的建树，我就不再重复。

值得关注的是，从劳动人民身份的变化，到国家“领民”

方式的变化，从而出现了世代为兵的“士家”

，于是促成魏晋南北朝史上兵制的变化。

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何先生说：“三国时期，国家领民已一分为三，一是郡县领下的编户，二是屯田校尉、都尉领下的屯田客，三是军事长官领下的士家。

……士家，身份在三者中最低，已是国家的依附民，立了功或者‘死王事’，由皇帝诏令‘复’、‘免’，才能取得平民身份。”

因此，何先生的研究顺理成章地扩展到汉魏两晋兵制。

四关于两汉与隋唐之间的兵制

何先生从社会经济史研究延伸到兵制史研究，一方面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的空白，一方面又加强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分量。

瞿林东何先生关于汉魏兵制史的研究，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填补了两汉兵制和隋唐兵制之间的空白，这在兵制史研究上是重要的突破；二是从兵制史的研究上进一步论证了汉魏之际封建说。

请您就这个问题多作一些阐述。

陈琳国兵制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社会动**、战争频仍的年代，军队的强弱关乎政权的生死存亡，兵制的地位也就更为重要，且对政治、经济影响巨大。

何先生认为：“府兵制度在中国兵制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府兵制前期的军民分籍，兵家的身份、地位以及军民分籍到军民合籍的变化等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史中的重要问题。”

他还指出：“府兵制承继了前代汉族皇朝的兵制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两个历史渊源。”

“关于府兵制和拓跋早年部族兵制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曾首发其覆。

……但陈先生似乎过于强调了府兵制的鲜卑部族兵制这一渊源，而忽略了魏晋以来汉族皇朝乃至十六国北方各族统治时期兵制的另一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