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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四海（第9页）

因此，魏领护两将军、晋中军将军，是最重要的宿卫军统帅。

而汉代领宿卫的要官的光禄勋、执金吾、卫尉等，有的被废，有的变为散官了。

后人在魏晋中军的再研究中虽也有补充和发挥，但这些精彩的论述至今仍熠熠生辉。

第三，老骥伏枥，在年近古稀之年后对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各时期兵制进行不懈的探索。

世兵制固然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兵制，但不是唯一兵制。

何先生在《魏晋南朝的兵制》中已注意到其他集兵方式，他说：“在魏晋及南朝，世兵制虽然成为主要的兵制，但即使在世兵制最盛的时期，也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式样的集兵方式。

不定时的征兵、募兵、谪兵，以及其他式样的集兵方式，仍继续出现。

在世兵制极盛的时候，它们作为辅助方式，补充世兵制的不足。”

他把世兵制外的其他集兵方式归纳为征发为兵、以奴客为兵、谪兵、招募兵和以少数族人为兵五种，从而丰富了魏晋南朝兵制的内容，避免了片面性。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何先生在年近古稀之年后，接连发表《孙吴的兵制》、《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诸文，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

他所探索的对象既有汉人政权，更多的是少数民族政权，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而资料却十分缺乏，难度极高。

这些成果的最大特点是对各政权、各时期的兵制进行具体分析研究。

如对孙吴兵制，他指出，吴有两种兵，一种是常备兵、终身兵、与民户分离的兵，其中一部分由诸将世袭领有。

一种是由郡县民征发来的兵，由郡县民户中征发来的兵，应当是有事征发，事完复原为民，但实际上征来也就不复原了。

十六国兵制非常复杂，何先生一一加以梳理，指出，郡县人民是服兵役的，平时以终身兵制的常备兵为主，遇有大战争，就以征发郡县人民为补充，这是十六国时期各王朝的主要制度。

少数民族兵人数的增多和它在整个兵数中比重的增加，是十六国时期比较突出的现象。

这是很自然的，这时期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自然会把他们所属的族人作为骨干，作为主要靠山。

他们的本族人被称为国人。

府兵制前的北魏兵制，一直是兵制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何先生从北魏前期的部落兵、骑兵到步兵、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汉人由不服兵役到服兵役、兵户和番兵、拓跋族士兵身份的变化、军粮和兵绢、军队的衰败和改组七个方面，既纵向观察其发展变化，亦横向比较其差别异同。

如他指出，北魏初期，除以拓跋本部落成员为兵外，也吸收被征服各部落和内附各部落的成员当兵。

而汉人是不服兵役的。

鲜卑族以外的各族兵，是受歧视的。

军队中步骑兵数的消长，和汉人服兵役有关。

汉人服兵役是在孝文帝时开始的，一般充当步兵，步兵比数的增大，反映出汉人在北魏军队中比数的增大。

北魏的兵，有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又有兵户和番兵之别。

中兵是北魏对外作战的主力，镇戍兵守卫边境，州郡兵是地方兵，维持地方治安。

兵户是终身为兵、世代为兵；番兵来自民户，分番服役。

这些论述精彩纷呈，新见迭出，使我们仿佛看到学术界的一棵常青树，历经风霜而郁郁葱葱。

何先生从世界历史发展形势和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展望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荣前途。

瞿林东何先生对兵制史的研究，贯穿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其研究的宗旨和结论，可以首尾连贯起来，浑然一体。

这同他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是相关联的：一是强调兵制史同经济史、社会史的密切关系，二是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家、兵户、军户之封建依附性特征。

这两点，同他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本是互相协调的一个整体。

这种关注全局的治史理念和治史方法，既可避免片面性，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好好学习。

此外，我们大家都注意到，在《何兹全文集》中，其第四卷收录了何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六讲》，这是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向思想文化史方面了，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全局意识。

对于“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