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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论一谈（第6页）

基于这种认识，我要写的这本《中国中世社会》，原本叫作‘中国中世封建社会’，现在就称‘中国中世社会’了。”

读先生的文章到这里，我想起了白寿彝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题记》开首写道：“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

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

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

每到此时，我的心便久久不能平静。

这就是先生说的他们这两位老友都在向“择善而固执之”

和“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

上靠吧？

最近几年，我很少去看望先生。

一是怕触及一些不愿意去谈去想的往事，二是怕先生问起我现在的学业，实在无言以对。

看到先生以百岁高龄还在孜孜不倦于学术事业，我深感惭愧。

前几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元末明初的学风》，在写到元末明初那种士大夫独立的风格被摧折殆尽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

但是今天我辈又从先生身上继承了多少前辈的风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先辈的风范丢失殆尽呢?

《三论一谈》最后“一谈”

是师母写的，谈的都是师母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她对世事的评论。

每每看到这些短文，就想起师母叫我们“乖乖”

的情景，其实那时我们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

可是师母叫我们“乖乖”

的时候，我却觉得我们确实是先生和师母面前的孩子，理所当然地应该去做一个“乖乖”

的学生。

顺便说一件事情：王静是郑天挺先生的关门弟子。

先生和师母就按照学术的师承，将她认作“小师妹”

。

每次见面就直呼“小师妹”

，让我们这些身为师兄的人颇有些尴尬。

后来王静考上我的博士，先生和师母知道后，特意安排了请我们一起吃饭，把王和、齐涛、宁欣都召到一起，席间先生说：我这个小师妹的学业，本来我应该管的。

现在我年事已高，没精力管了，就交给商传，你一定要带好。

对于先生这有趣的做法，我们当时并不十分理解，甚至会觉得先生是在开个玩笑。

其实这就是前辈的风格，是中国学术传承中的精髓。

可是我们究竟又能够从先生身上学到多少呢？

真心希望我们能够从先生身上再多学到一点中国学术前辈的风格。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