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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论一谈（第5页）

就不完全一样了。

一个根本变化是先生不谈“封建社会”

这个概念了。

先生和白寿彝先生是一对老友，1999年白先生90大寿时，先生在发言中用了两句话，一句是《中庸》上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另一句是荀子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

。

先生说前一句，是说白先生能择善，不够固执；而先生自己固执而不够择善。

一对老朋友，互相批评，也互相赞赏，到老了以后，都能向“择善而固执之”

和“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

上靠了。

那天的会我也去了。

听到了先生的这一席话。

记得先生当时还开了个玩笑，说当年他跟白先生碰见过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讨好说白先生能活到八十岁，白先生听了很不高兴。

你看，现在白先生九十了吧。

你们大家祝他长命百岁，他肯定也不会高兴，我看还是祝他万寿无疆吧。

到会的人听了，全都笑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先生跟白先生在性格上全然不同：白先生严肃，先生随和。

在治学方面则正好相反：白先生变通，先生固执。

但是先生的固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与时俱进。

一直到1992年前后，先生还在探讨社会问题，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还在探求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化。

不过先生的这篇文章所探讨的，已经不是社会性质问题，而是中国明、清两朝的专制主义问题了。

先生曾经开玩笑说，他小时候看见过一些前清的遗老，拖着辫子，口中不住地“之乎者也”

。

先生叫他们老朽！

思想腐朽、行为腐朽。

先生因此说：“在学术思想方面，我很顽固。

有时我想：在学术思想方面，我是不是已经成为‘前清遗老’式的人，落后了？”

（《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记得我一次见到先生时，就对先生说：您一点也不落后。

那时候我听到王和兄说，先生对他说过，看我们这些人的文章，没有隔阂感，看再年轻一些人的文章，有一点隔阂感。

先生做了那么多年中国社会的研究。

他是希望历史研究真的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变化做一点事。

先生在《九十自我评述》中说：“我现在已经不愿夸夸其谈地谈论什么分期问题，而愿意先摸清楚中国历史发展有哪些自然段。

研究清楚了有哪些自然段和各自然段的特点、特征，水到渠成，社会分期自然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