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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跪在傅斯年先生墓前（第3页）

傅先生父亲傅旭安，光绪二十年（1894）顺天举人，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光绪三十年（1904）去世。

当时傅先生九岁，其弟孟博仅七个月。

据傅先生母亲回忆：雨天屋顶漏水，她“怀中抱着幼儿，头上撑一把雨伞”

，“母子孤苦伶仃”

，其“家境极困”

，可见一斑（见俞大《忆孟真》）。

傅先生所谓“吾少也贱”

，或许就是指他少年时困苦的经历。

然而，正是由于傅先生的“能多鄙事”

，又担当大量“鄙事”

，才为不善“鄙事”

的陈寅恪先生们，提供了一种令后世艳羡的研究环境。

实际上，“最有组织才干”

的傅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是“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胡适《傅孟真先生集》序）。

胡适先生说他“记忆力最强”

，关于这一点，何先生自传中另有一段趣闻：“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

最妙的是，傅先生有时“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

。

而学生们此时已忽略了傅先生寻找的内容，只是在底下“佩服他记忆力惊人”

了。

胡适先生称傅先生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

，标准当然是其一贯提倡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用胡先生自己的话说，傅先生既“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

，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

何先生选编傅先生的论著，对傅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对傅先生“创始性”

的贡献，也有详细的介绍。

他为《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所写的“前言”

，可算是胡先生上说极好的脚注。

何先生“前言”

，着意介绍了傅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

据何先生说：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傅先生“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

考证，将夏商周的历史，归结为“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