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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跪在傅斯年先生墓前（第4页）

，是一个突破性的卓识。

何先生的看法，也是学界的共识。

张光直先生就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

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

张先生认为：在《夷夏东西说》发表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

。

“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

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提出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

张先生又说：“《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之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

他甚至认为傅先生的东西系统“成为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

，而连“傅先生也没想到，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

《论语·先进》中有“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世人向来不得其解，宋儒释读皆迂曲不通。

傅先生《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证明：“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

，“三年丧”

的风俗又是区分殷人与周人的重要界限。

因此，“先进于礼乐”

的是“野”

中的殷人，“后进于礼乐”

的则是“国”

里的周人。

何先生评论说：傅先生这篇文章，对孔子“野人”

、“君子”

说，做出了“唯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

（《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前言）。

一部《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将傅先生“继往开来的大文章”

（胡适语，见《傅孟真先生集》序）集中展现给世人。

一篇“前言”

，则是何先生祭奠恩师的精心之作。

这一次，他又将更多的学者，引领到傅斯年先生墓前。

（刊于《书城》2006年7月号）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