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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 士不可不弘毅（第2页）

何兹全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躬逢其事，也醉心其中，并第一个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提出魏晋封建说，在各种封建说中自成一家。

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就此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崭露头角。

随后，何兹全又应《食货》杂志创刊人陶希圣之邀，为该刊写了一篇《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

此后，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丰富、深化和完善这一观点，即使在学风不那么自由甚至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岁月，他也从未动摇过。

这种刚正不阿的人品、独立不二的学风，无疑是时下新一代学人应当效法的楷模。

史学大家尚钺先生也是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问及此事，何兹全展示了山东汉子当仁不让的良士风范。

他耐心地解释说，尚先生是在20世纪50代提出魏晋封建说的。

斯时，何兹全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发表学术言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何况当时在所谓历史分期的大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主席支持的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此外是郭沫若提出的春秋战国封建说，所以他没有太张扬。

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置身事外，还是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和《魏晋之际城市交换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变化》等文，坚持己说。

“**”

前，尚钺先生因为坚持魏晋封建说而受到批判，有人挖苦尚钺，说他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并不近，而和《食货》余孽的关系倒是近得很。

这个“《食货》余孽”

指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兹全。

“我和尚钺先生虽然都主张魏晋封建说，但就异同言，差别还是有的。”

何老说，尚先生更多的是从生产力即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等方面考察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而他则更多地从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演变角度，证成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

他还特别谈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进步学人为弄清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转而深入探讨中国历史问题，也就是社会史和社会性质问题。

当时很多人都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如此，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一样，因此出现了一股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潮。

而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研究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并提出魏晋封建说的。

正如他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中所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

但认识到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

在“**”

后的新时期，何兹全又发表《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长文，对他首倡的魏晋封建说在若干方面作了补充，使之更趋完善。

但经历了“**”

风雨的他，不再与人争辩，而是埋头做自己的学问。

用他的同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守常先生的话说，何先生治学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说你的，他说他的。

他不喜欢与人争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从正面驳你，而是用史料说话，通过史料表明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去分辨谁说的更有道理。

在学术之路上，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定是有十足的自信，也有十足的功力；否则，哪来这份底气?

爱国一书生

在“**”

中，何兹全曾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

这种无限上纲的批判令何兹全非常不解，也让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他终于慢慢地悟出点味道来。

他说：“我不会做官搞政治，但我有强烈的爱国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国家的发展。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生在一个外有帝国主义侵略欺侮、内有封建军阀残暴统治的黑暗年代，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看到祖国备受欺凌，心里不好受，非常希望祖国能否极泰来，政治能日渐改良。

因此，即使是做学问，也天天关心政治。”

这是何老先生的肺腑之言。

因此，何老先生晚年在写回忆录时，就以“爱国一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