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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 士不可不弘毅（第3页）

名之，真是贴切之至。

何兹全生于1911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中参加了国民党。

他说，当时的国民党是革命的、进步的，也讲马克思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在思想上日趋“右倾”

，淡化甚至禁止马克思主义宣传。

这一时期，何兹全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又受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影响比较多，所以虽然信奉唯物史观，向往社会主义，但还是害怕第三国际宣传的阶级斗争，与中共在政治上是有距离的。

抗战开始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期，民主气氛很浓，各党派可以自由言说，自由出版。

当时共产党的抗战宣传很有力量，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与中共比起来，国民党简直不是对手。

这时，何兹全的老师陶希圣也主办了一个《政论》杂志，宣传国民党的抗战主张。

何兹全帮他办刊，在《政论》上发表过一些文章。

在该刊《发刊词》里，何兹全强调，“真理不怕辩论，真理愈辩愈明”

，“大家都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通过争论与比较，对与错就能分辨出来”

。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何兹全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

他总是直抒胸臆，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始终相信真理不怕争论，真理愈辩愈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国民党时代，他不受当权派的欢迎，有时甚至要遭受他们的强烈批评。

但何兹全处之泰然，宠辱不惊，不为物喜，不以己悲。

1927年就加入国民党的何兹全也算是“老革命”

了。

他当时希望多灾多难的祖国能够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抗战中，他满心希望国民政府能振衰起弊，奋发图强，战胜日本侵略者。

但随着抗战的深入，随着国共摩擦的日渐激化，随着国民党独裁本质的暴露，何兹全的政治理想破灭了，这使他深感痛苦。

在痛苦与彷徨中，他决定重返书斋做学问，于是向恩师傅斯年先生求援，傅先生答应调他到史语所工作。

在今天看来，这次决策对何先生的一生影响非常之大。

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和一生命运有关的决策，1930年去北京读书是一次，1944年决定去史语所又是一次”

。

1947年，何兹全争取到一个赴美留学的机会，远渡重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主修欧洲古代史。

但即使是在留学的日子里，他也关心祖国政治的发展。

当国共较量局面已定时，摆在何先生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去台湾，那里关系比较多；二是留在美国，当时他已有了工作；三是回大陆，建设新中国。

何先生心向祖国，义无反顾，怀揣着一颗热血沸腾的心回来了。

他想，久历战乱、百废待兴的祖国，需要建设，需要人才，自己应该早日回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何兹全1950年回国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战争，他把自己积攒的19两黄金全数捐给国家。

后来，因为极“左”

思想的影响，因为他的国民党身份，他的境遇难免有些别扭，偶感凄凉，但他无怨无悔，勤恳工作，总是想着事物的光明一面，以乐观的心态应对时代的风雨。

回国时，给他的待遇是“副教授”

。

这“副教授”

的帽子，他一戴就是三十年。

心中虽有委屈，但他并不气馁，还笑对记者说：“三十年副教授，全国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