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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何门问学往事摭拾（第1页）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何门问学往事摭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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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重光

一殷殷厚望

大约是1980年年末，我已初步确定将“唐代寺院经济”

作为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在翻检相关研究文献时，读到了先生早年研究寺院经济的几篇重要论文，进而了解到先生是佛教社会史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史学界的耆宿名德，在海内外享有盛名。

当时我初入学林，虽有一股冲劲，对于寺院经济研究的前景还看不太清楚，对如何深入研究也很迷惘，就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讨教。

信发出去了，心中充满了期盼，又觉得忐忑不安，怕打扰了先生，怕先生没有时间给一位刚入学不久的研究生回信。

没想到回信很快就来了，是用400格稿纸写的，字迹工整遒劲，内容亲切温馨，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指导，读后一股暖流涌进心中，非常激动！

此后我就常与先生通信，在先生的循循教导下，对于寺院经济研究，方向越来越明确，信心越来越足。

这些信件我收藏了很久，终因辗转搬家，不幸散失了，至今思之歉然、怅然！

1982年夏，我硕士毕业，恰在此时，《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师大1983年招收首批博士生的简章，导师很少，都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导，先生也在其中。

由此第一次看到了先生的照片：鹤发童颜，眼光睿智而慈祥，对之如接春风。

那一天，我伫立在厦门大学靠近校门的报栏前，端详着先生的照片久久不忍离去。

我仿佛感到了先生的召唤，暗下决心，要负笈京华，师从先生，追随先生，把一生献给学术。

但我当时的情况是，妻子还在华安县工作，儿子在读小学，最急迫的问题是把妻子调到城市，儿子设法到城市比较好的学校就读，才能够安心外出读书。

左思右想，1983年还不能考博，要先找一个单位工作，然后借单位之力解决妻子的调动问题。

于是我又给先生写了封信，汇报了自己的困难和想法，表达了推迟一年报考先生博士生的愿望。

万万没想到的是，先生又很快回信了，不但欢迎我报考，还说为了等我报考，他也推迟一年招收博士生，1983年就不招了。

如此眷顾，如此期待，真使我惶恐不已，感戴莫名！

1984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博导名单公布了，我的硕士生导师韩国磐先生也在其中，当年就可以招生。

这给我出了一道小小的难题：我去考何先生的博士生，韩先生会不会有想法？为此我特地到厦门征求韩先生的意见。

其实倒是我多虑了，韩先生本来就知道我常常写信请教何先生，他们彼此互相敬重，听我讲了想法，就鼓励我报考何先生，并说做学问就应转益多师。

这样，我就放心考了何先生的博士生，并顺利被录取了。

从此厕身门墙，亲炙教泽，在先生引领下在学术的漫漫长途中探寻求索。

先生从事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研究社会史的方法研究佛教，二是以世界史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中国史的问题，包括中国的佛教社会史。

他因材施教，对我讲得最多的就是他早年研究佛教社会史的情形。

他常对我说，他在北大读书时，读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对比中国中古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形，感到中古中国之佛教寺院的性质与中古西欧之基督教教会是完全相同的，两者都是作为宗教组织之外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组织，都是占有较多人口及土地的庄园领主。

又常说起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写过一本《中国寺院经济史》，因战乱丢失了，后来也曾收集材料，想再写出一本《中国寺院经济史》，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这一夙愿。

先生说这些话时，并没有直接说出对我有什么要求和期望，但先生的殷殷厚望溢于言表，我是能够体会得到的。

先生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我后来从事寺院经济研究，基本上就是循着先生的思路，把中古佛教寺院当作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考察其内部的结构和管理机制，同时考察其对外与社会各阶层的交往。

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篇《晋—唐时期的寺院庄园经济》，就是在与西欧封建庄园比较的基础上，论述中国中古佛教寺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庄园组织，其他各篇，分别考察了中古佛教寺院对内对外交往中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而我与白文固合写的《中国僧官制度史》，乃是考察寺院内部的统制与管理之作。

我的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却谬蒙先生肯定和奖誉。

先生曾写信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荐我的博士论文，说“答辩委员会认为谢重光同志的论文占有丰富的材料，多创新见解，对于寺院经济这个研究薄弱的园地，是有贡献的。

有的答辩委员指出，论文的内容和学术水平在五十年代出版的国际上久负盛誉的法国人谢和耐的著作《五——十世纪寺院经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