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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自尊与自重忆恩师何兹全先生几件事（第4页）

看到这种的情景，我的泪水差点掉下来，心里异常后悔。

后悔自己不该提出这样的事让先生如此费力；同时我又非常感动，先生虽然右手握笔已经十分吃力，即便到了这样的时候他还一定要自己书写，以示对人的尊重。

俗话说，敬人者人亦敬之。

先生正是以他平等待人的一贯态度使他不但赢得学者和政府高官的尊重，也为一般百姓所敬重。

一位北师大历史系的老校友和我讲起他与何先生的交往时激动不已。

他因在学生期间被错划为右派，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当农民。

后虽平反，但几十年过去，他与高校、学术界已经十分隔膜。

当他找到先生，先生还是给了他许多帮助。

他儿子在农村结婚时，希望有些城里的贵客参加，所以想邀请先生。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和师母特别赶赴出席。

以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参加一个普通农民的婚礼，这让他全家感动万分。

这件事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但正是在这样的事情中才能体现出先生人格的高尚和伟大。

注重自尊、自重与待人平等、接人以诚，有些人认为这在做人上是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

但是何先生却将其完美统一，作为一生律己对人的准则，先生人品的高尚正在此处显现。

如果能将先生的这一精神继承发扬，那我们的学校、学术界乃至社会不是要和谐得多吗！

其次，何先生自尊自重另一个体现就是他对学术的追求。

先生谈到他的一生，特别是在学术上，让他最为痛悔的有两件事：前一件是他北大毕业的时候没有听傅斯年先生的劝告到史语所工作；后一件是1950年他回国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在几近30年间学术研究受到极大干扰，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不敢做学问。

前者是他自己的失误，后者则是不断的阶级斗争运动造成的。

所以先生对极“左”

造成的文化专制极为痛恨。

当改革开放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后，对于视学术为生命的何先生来说，他的学术青春才重新焕发光彩。

余英时在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时候，特别指出，自孔孟以后，知识分子有一显著特点是“以道自任”

，而且是越是在社会转折、时代变迁、文化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就越为彰显。

这个“道”

可以解释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使命感。

我们感觉到，何先生身上这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很深，他是以“学术研究”

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跟随先生几十年间体会十分深刻。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多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时我们曾听先生谈及他当年史语所的同事，说周法高是比他晚毕业的北大同学，他出版了《金文诂林》十六巨册；严耕望是他在史语所工作好几年之后才进去工作的小青年，但也出版了《唐代交通图考》、《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这样在学术界极有影响的著作。

我们大陆的学者，包括他自己，学术研究的成果难于比拟海外的这些当年的师友。

何先生在和我们讲起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记得他的语气和表情都显得很凝重。

我想，这件事可能对他自尊心刺激比较大。

[1]80年代，国家刚刚摒弃阶级斗争运动走入建设正轨。

社会流传着一句时髦的话“将失去的时间再夺回来”

，以激励大家努力工作。

先生对我们说，这句话不对。

失去的时间怎能倒流？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回来了，但是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心无旁骛地进行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