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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红楼到师大小红楼追忆何兹全先生（第2页）

等我考上何先生的博士生，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报告会停办了。

得知此消息，很是惋惜。

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和孟彦弘兄一道，又在社科院历史所筹办了“青年史学沙龙”

，后来改名为“史学沙龙”

，到我2008年调离历史所时，十年间先后举行过近80次活动。

不仅讨论过许多所内同人的论著，还不时邀请一些所外的朋友来演讲报告，记忆中像巫鸿、葛兆光、李零、阎步克、熊存瑞、陆扬、陈弱水、彭小瑜、罗新、赵立新都曾莅临。

工作后，自己在学术上的点滴成长与沙龙的熏陶切磋密不可分。

现在回想起来，播下创办沙龙种子的不正是何先生吗？没有教四楼的报告会，不会诞生出历史所的史学沙龙。

何先生早在1934年，还是北大史学系的学生时，就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开辟了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研究的新领域，一鸣惊人；40年代关于魏晋南北朝兵制的数篇论文则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础。

但在何先生自己心目中，更看重的是他对汉魏之际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总体认识。

这两方面的研究收入何先生《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他因此被学界视为古史分期问题上“魏晋封建论”

的代表人物。

不过，自1950年何先生任教北师大历史系，50年代末开始招收研究生，及门弟子前后20余位，研究佛教寺院经济者有之，专攻政治制度史，乃至兵制者有之，涉足小农经济、城市经济者有之，却没有一位继承老师的理论，在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论”

上下功夫。

何先生有时会说“没有一个学生跟我学”

，淡淡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复杂的心情。

其实，先生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

毕业后不久，曾在师大听过一次先生的讲座，围绕社会分期问题，主旨是建议绕开分期问题，去研究历史发展中的自然段。

后来，先生将这些想法写成文章，题为《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世纪之交对历史研究的思考》，发表在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报》的“史林”

版。

文章不长，却很有新意，特别是“自然段”

的提法，十分传神。

指出首先要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自然段落揭示清楚，“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

。

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

可惜，先生后来没有做更多的阐述。

我想，沿着探索“自然段”

的道路，应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概括。

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未竟事业。

尽管先生十分看重自己的观点，却始终不曾强加给学生。

入学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就有研读《中国古代社会》一书。

师生三人，围坐在小红楼的书桌旁，听先生系统讲述对古代社会的见解。

我自上大学就对理论颇感兴趣，马克思的著作也认真读过一些，但对古史分期问题却始终感到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