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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范 高山仰止我眼里的何兹全先生（第2页）

因为毕业回乡后要成为中小学教师，很多同学便感觉前途暗淡，而聊城亦无可以玩耍之处，有志者遂埋头苦读，要考研究生。

我出身农家，当年高考目标虽未能实现，但好在我要求不高，甚至能读个师专学校亦足以改变农民的身份，现在还读了个本科，尚可接受，故无更多抱怨，亦无心理失衡。

当年我的高中班主任张振军老师一直教育我们要“随遇而安”

，我也就真的随遇而安，每日认真上课，认真读书。

后来，也加入了考研的队伍。

到1993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顺利地考入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先是在武建国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后在著名经济史学家李埏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李埏先生专治经济史，在唐宋经济史领域造诣颇深，我便在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经济史，重点是唐宋时期的经济史。

李先生是云南路南县人，青年时期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后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辗转返滇，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任教于云南大学。

在李埏先生的课堂上，先生饶有趣味地给我们讲经济史理论，也会深情地回顾他年轻时候在北京度过的美好岁月，而更多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讲诸如钱穆、吴晗、侯外庐、刘文典等他的师友的学术成就和他们的趣事以及先生与他们之间的交往。

当然，李先生也讲到了何兹全先生的情况，让我在研究生阶段再次更多地了解了何先生的情况。

1998年，我博士毕业，面临人生的选择。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希望我回家乡工作；李埏先生和我朝夕相处，我们师徒感情日笃，他希望我能留在云大，继续从事经济史的研究。

我一时举棋不定，不知道路在何方。

正在此时，山东大学乔幼梅教授推荐我到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我青岛的好友建议我到青岛工作。

我遂利用寒假的时间，先到青岛，后到济南，然后返回昆明。

已经在昆明生活了五年了，对这片红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直以来关心我的李埏先生和师母，实在是割舍不下。

我决定还是留在云大。

然而，命运之神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再次眷顾于我，让我最终也离开了昆明。

原来，我在之前找工作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写了做博士后研究的申请信。

开始的时候，我并未给北京师范大学去信，后来友人提醒，才给北京师范大学去信联系。

寒假的时候，我得到的情况并不乐观，据说竞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的人有20多人。

历史系的负责老师问我能否接受自筹经费的博士后，我则表示无法接受。

故我一直没有对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站抱有希望，尽管到北京工作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正当我决定留在云大的时候，我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录取通知书，遂将情况告诉了李先生。

李先生知道我要去北京工作，很为我高兴。

李先生说：“你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一定要去拜访何兹全先生，要多向他请教，他的学问做得很好，他的书和文章也写得很好。

你见了他，代我问他好！”

李先生还告诉我，他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恰逢何先生也来参会，两位青年时期即相识的老朋友遂有机会畅谈。

1998年，我在昆明度过了研究生期间的最后一个暑假，期间与好友游历了丽江、中甸、保山等云南名胜，遂于8月底飞抵北京。

离开昆明之前，李埏先生与师母赵毓兰女士亲自到云大研究生楼为我送行，李先生修书一封，嘱我到北京之后交给何先生。

我到北京之后，早已在京的大学同学陈冬村、李怀义等给予了很大帮助，遂被学校安排在京北西三旗育新花园，开始了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后生活。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懵懵懂懂的，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导师是何兹全先生。

故给何先生打电话的时候，说是受导师李埏先生之托，想去何先生家拜访云云。

何先生就告诉了我他所在的位置，说是在幼儿园后面，有两栋小红楼，他居住在第二栋小红楼。

后来遇到了历史系主任晁福林教授，他告诉我何先生问系里是什么意思，我才知道是因为我而引起的误会。

到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导师就是何先生，因此，我去何先生家就应该是拜访导师，而绝不仅仅是受李埏先生之托前去看望先生。

我按照何先生告诉我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何先生家，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有幸拜在了何先生门下，成为何先生指导的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