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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范 高山仰止我眼里的何兹全先生（第6页）

90年代就废弃了‘奴隶社会’，专用‘古代社会’。

二是我完全摆脱了斯大林这面自我保护旗帜，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上来。

当然，还有考茨基的影响。

对于《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论述的是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我废弃了‘奴隶社会’，不再用这词，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就变为‘古代到中世纪’”

。

由此可见，30年来，先生依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但30年之后，先生依然在丰富、深化、调整自己的认识，真正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

与“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

的统一。

作为一名硕果累累的历史学家，何先生堪称学界巨擘。

但难能可贵的是，何先生并不因此故步自封，也不因此而自傲，他总是用海纳百川的心胸，虚心接受同侪甚至是后学的不同意见。

先生50年代曾经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文章发表后不久，一天先生和穆木天教授坐车一块出去开会。

在车上穆木天对何先生说：“拜读了你的文章，是不是太公式化了，史是给论作注脚。

好像和填词一样，先有格式，再往里填词。”

对此，何先生的反应是：“木天教授的话，给我极大震动，也给我极大教育。

我本不是教条主义者，环境、气氛使我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了。

以后我特别注意，写中国史的问题，主要由中国史料说话。”

多年之后，何先生依然坦承自己的文章存在问题，他自己一针见血、毫不隐瞒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从文字表达形式和思维逻辑方面说，这节文章写得很有毛病。

文章先写前期古代社会的模式，说这样是前期古代社会的标准。

再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证明模式的经典根据，马、恩都是这样认识的。

然后说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所以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就是前期古代社会。”

世间不乏优秀学者，但能诚心诚意接受批评意见，择善而从之者，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并不多见。

何先生自己说：“20世纪30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年。

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自己也曾有时‘骄傲’有时‘委屈’过，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

先生的虚心，是真的虚心。

而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对教条主义的警惕，即使在今天都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已经过去的客观历史实际，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人们对客观历史实际的认识。

认识会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不断变化。

事实改变认识，认识不能改变事实。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给我们方法，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深入地去认识历史客观实际。

但马克思不教我们迷信。

他教我们不要顽守章句。

理论要根据事实不断发展，不断提高。”

先生曾经被下放农村劳动，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并未停止思索，而是将劳动体验和治学理念结合起来，在农业生产中感悟治学的方法。

先生曾经在农村和同伴拉车，由此得到启发：作为一名好的学者，应该和拉车的人一样，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天。

只低头拉车，可能拘泥于视野之狭窄，容易迷失方向；而只是抬头看天，不努力拉车，则事功难成。

作为学者，既要在本领域中努力耕耘，深入探究；又要有开阔的视野，有理论的修养，这样研究的成果才更有价值。

故研究中国史，亦应了解外国史。

先生在1947年到1950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工作了三年多，学的主要是欧洲古代、中世纪史，阅读了一些有关古代、中世纪的英语史书，这对先生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颇有帮助。

先生说：“我是学中国史的，能知道些欧洲史的发展轮廓和主要问题，和中国史做些比较，也就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