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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第3页）

。

其二，坚持社会史的研究应该以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体现出中国史学的革命性转向”

，它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王朝更替的话语体系”

，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形态及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论争；另一方面则“倡导关注民众和社会的变迁”

，“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

，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囊括了社会史研究的全部内容，也形成了以后社会史研究中的两种风格、两条道路。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顾颉刚先生。

前面提到，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以及随后的唯物史观派，都大力倡导打破传统的狭窄的政治史研究领域，对民众的生活进行多角度的研究，由此带动了一场学者称之为“眼光向下”

的学术革命。

而这一观念的实践者，正可以顾颉刚为代表。

顾颉刚通过辨正伪古史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颠覆性批判，从而在思想界、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他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史研究的路子，开启了现代民间文化研究。

在这种研究实践中，顾颉刚运用了民俗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亲自到民间去调查，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关注戏剧、地方社会仪式等，从而想要探究“民众的信仰的旨趣”

。

顾颉刚的这一社会史研究实践，对20世纪的社会史研究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后社会史研究者开始注意于民众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真正实现了对于民众的多角度的研究，而且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现在。

当然，因为这种关注民众社会而产生的零碎、琐屑的弊端，使得研究者开始由“自上而下”

的立场逐步向“自下而上”

的立场调整，也即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国家政治、社会体制以及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试图由此深化对问题的看法和对历史的解释。

何先生对于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容范围的演变，有简明的概括。

先生认为，“大体说来，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和社会史研究，都走这两条路：一条路，偏重宏观，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另一条路，偏重微观，研究家庭、风俗、习惯、社会调查等。

新中国成立前走前一条路的，如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和随后出现的食货学派；走后条路的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走前一条路即马克思主义道路，形成**。

但教条主义害了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后，西方社会和社会史理论进来，后一条路又发展起来”

[4]。

尽管这两条道路，即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宏观和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先生也认为两者应该是合一的，社会史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二者之中，何先生坚持认为应该有一个侧重点。

针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大多侧重在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趋向，先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

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

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

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发展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

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

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动性，为改造世界做贡献。

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

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要方面，面，可以广；主，不能丢！”

其三，坚持理论与史料并重的社会史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