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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第4页）

材料和理论或者说方法的关系，也是20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各方都在讨论的话题。

无论是哪一派别，都有着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偏重，他们或重方法，或贵材料，或尊理论，一时间颇有些对立甚至水火不容的倾向。

但是从30年代中期起，许多史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方法、理论与材料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是缺一不可的。

以社会史论战为例，当时论战各派对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形式曾经有一番热烈的争论，但是由于论战者对于中国社会所做的实证研究很少，掌握的史料也很有限，因此使得论战陷入了理论之争，很少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

在对论战的反思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

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食货》的宗旨在于对史料进行“搜求”

，这一点陶希圣先生在《食货》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的很明确，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

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

。

当时的许多学者，如胡适、傅斯年先生也都很注重史料，尤其是傅先生，更提出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的颇有争议的论断，足见其对于史料的重视。

30年代后学者对于史料重要性的强调，目的在于纠正社会史论战中只重理论的偏颇，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理论的指导意义，陶希圣先生对于理论和材料关系问题的看法，就是辩证的，他认为“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

。

何先生的学术思想，受陶希圣、傅斯年两位先生的影响最深，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既注重史料，反对空论，又不轻视理论的指导意义。

与他的两位老师不同的是，何先生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并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指导治学，从而能够始终用一种辩证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

在何先生看来，“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

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

。

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上，何先生形成了自己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

不过，何先生并不是泛泛地谈论材料和理论的辩证关系，而是时刻关注着史学界的研究动态，针对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偏颇倾向，发表自己的主张。

比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史学界从20年代末到现在争论、探讨了将近80年，仍没能取得共识，以至于大家对这一问题都有些厌倦和淡漠，何先生却仍然执着地思考着。

在先生看来，历史分期问题难以取得共识，一方面是中国历史本身的复杂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研究仍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阶段，停留在社会性质、社会发展形势等理论问题上，对中国历史实际没有足够的研究、没有深度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当年参加社会史论战各派很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仍然是陶希圣先生创办《食货》时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工作，仍然是“史料的搜求”

，是对中国具体历史的深入研究。

为此，先生提出了研究历史发展自然段的观点。

在先生看来，“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

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

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变化在何处，这是历史学家首要的研究课题”

。

先生提出要研究历史的“自然段”

，就是要矫正历史分期问题研究陷入理论之争的弊端，鲜明地提出要“重事实，重材料。

研究中国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

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

研究中国历史，先让中国史料说话”

。

先生的精辟见解，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