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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第6页）

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

先生对于经济问题的探求中，还浸透着对于民众的深切关注。

对于民众的关注从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就一直在大力提倡着，疑古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更在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孜孜以求民众的信仰旨趣。

唯物史观派对于民众的关注，则突出表现为50年代以来对于农民战争的讨论和研究。

这种关注虽然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也由此对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民众反叛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动**、秩序重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仍然有着某种积极的作用。

何先生对于民众的关注，既不同于顾颉刚，也不同于唯物史观派对于农民战争的偏爱，而是从社会阶层着眼，注意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分析、解释某个阶层的民众何以有这样的生活和遭遇，而这种分析和解释，正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何先生注意最多的民众阶层当属寺院的僧尼、领户以及客、士家等。

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及后来的《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等大作中，先生对于寺院僧尼及领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先生通过大量的史料说明了僧尼阶层的出现是因为“寺院僧尼有免除对国家役调的特权，国家人口为逃避国家的役调及租课才投寺为僧尼”

，而大族寺院领户阶层的出现，也是因为“战争的频仍，政治的腐败，国家领户租调役的负担，非常繁重”

，人民因“负担不了国家租役调的剥削而逃入大族寺院领下的”

，但是人民寻求寺院大族的庇护却是以部分的自由和人格的隶属为代价的。

先生对于僧尼和领户这种社会阶层的重视和研究，是前无古人的。

何先生还提出人口分割的理论来说明中古时期的社会特色，同时揭示国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对立，而对于国家与大族寺院对人口的争夺的描述，又向我们展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同样，在对兵制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生对于中古社会士兵这一阶层的深切同情。

在《魏晋的中军》[5]、《魏晋南朝的兵制》[6]、《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7]等文章中，何先生不仅对于此一时期的兵制作了系统的研究，还为我们展示了士兵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命运。

何先生关注民众，但不是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上，而是想找出决定民众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深层原因。

可以看出，何先生关注的是民众的幸福与否及其原因，是更高层次上的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统观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将何先生的社会史研究实践置于宏观的学术视野下，就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何先生的社会史观。

先生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社会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同时能够对于其他史学理论进行甄别，反对盲从；先生同意社会史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但反对研究陷入烦琐零碎的境地，坚持认为研究社会形态、结构及其规律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坚持认为应该从历史大势出发，始终关注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何先生既反对空论，又反对轻视理论，并将材料理论并重的风格贯穿于其全部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在具体的研究中，先生对社会经济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变化给予了持久关注和深入研究，对于普通民众阶层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并力图从历史社会中找出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因，找出影响民众生存状态的诸因素，从而促进人类的幸福，这一点，也正是先生的社会史观中迥异于别人的鲜明特色之一。

可以说，先生的社会史观是高远开阔、变动不拘的，自成一派风格。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兹全先生博士生）

[1]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6）。

[2]见何先生给我们2002级博士生印发的“培养规划”

及“中国社会史和社会史论”

课讲义的“前言”

。

[3]同上。

[4]见何先生给我们2002级博士生印发的“培养规划”

及“中国社会史和社会史论”

课讲义的“前言”

。

[5]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6]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

[7]见《读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