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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第5页）

其四，坚持关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关注民众生存状态。

前面说到，陶希圣先生创办《食货》半月刊，目的是要进行一番“史料的搜求”

，而他所关注的“史料”

，则主要偏向于社会经济方面，但看“食货”

的刊名，即可以想见其宗旨。

可以称得上食货学派的人，有很多正是在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工作。

作为《食货》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何先生也一直致力于社会经济的研究。

从1934年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起，何先生在数年之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文章，如《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北宋之差役与雇役》、《唐代寺院的统制组织》、《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等，成为当代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台湾的张永堂教授在评论何先生的治史特点时，称“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

，何先生自己也说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思考的”

，足见何先生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

何先生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关注，历经一个世纪都没有改变。

40年代有《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50年代写了《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60年代发表《周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80年代发表《两汉豪族发展的三时期》、《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等，可以看出，仍是在30年代就已经关注的问题上继续深入。

何先生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并不是止于经济，而是要通过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剖析，进而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何先生从各个角度关注社会经济，正是试图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对中国社会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

。

上引他在3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就使用了“中古”

或“中古时代”

，并且在文章中多处说明中古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封建社会。

如《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的“引言”

中说道：“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

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一时期而言。”

对于分期问题的执着，使得何先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投入极大精力，并在研究的逐步深化中提出了“魏晋封建说”

。

50年代，当社会史论战再度兴起时，何先生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明确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

。

70年代在长春社会史分期讨论会上，何先生做了题为“汉魏之际封建说”

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由社会经济的变化来最终确立自己的“魏晋封建说”

，使得先生的立论具有坚实的基础。

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即是建立在数十年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意在阐明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着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

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何先生在具体的论述方法上突破了以往研究社会形态诸家将历史截断的方法，把汉魏社会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原始社会开始考察中国社会的长时段变化。

宁可先生曾经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何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到魏晋封建说为止。

要弄清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不仅就魏晋谈魏晋，还必须看到秦汉社会是如何演化到魏晋的，还需要看到，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里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