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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先生将《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这篇文章作为全书的开篇之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为我们讲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渐被淡化,一些学者或者全盘西化,或者埋头搞研究而绝口不谈主义。
针对这种现象,先生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一文中提出:“在我看来,辩证唯物史观,乃是当代历史理论、历史方法论的最高水平。
辩证唯物史观一点也不轻视精神、思想、心态等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辩证唯物史观只是强调一点:物是‘根’,是第一义的,离开这个根,便不能深入认识历史客观实际。
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如年鉴学派、政治文化学派等,最好的观点是对历史要作总体的研究,重视历史各种现象,政治、文化、思想等相互关联和交叉关系的研究。
但这些不过是辩证法从整体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宏观、微观观点的实际应用。
它们都包含在辩证法之内,而没有超出辩证法。”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深入浅出,片言析理,不仅把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关系娓娓道来,并且深刻分析了唯物史观不受重视的原因,展望了唯物史观的美好未来。
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20世纪30年代初涉历史研究时,先生就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辩证唯物史观几乎贯穿于先生的所有著作之中,尤其是先生的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一书,被学界誉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论著”
[7]。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重新走上了复兴之路。
然而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社会史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方向不再是年轻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
先生敏锐地洞察到这种风气,写下了《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这篇文章。
先生指出:“我完全理解,也完全同意,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
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
我也不反对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但我始终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
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
掌握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
……社会史研究的方面,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主。
方面,可以广;主,不能丢!”
先生的这个论断,指明了社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确如先生所言,社会史研究的领域的确非常广泛,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都是社会史研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但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人类社会文明最终历史进程的,只能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形态,这应该是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上编所选文章,内容高瞻远瞩,廓清了在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和争论,为我们正确理解社会史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推进社会史研究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导论》中编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分别收入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方面研究的十篇文章。
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有许多理论性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也必将陷入一团迷雾而不能深入下去。
因此,先生在中编“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中,首先选择了《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亚细亚的”
生产方式本义》等文章,着重论述了“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问题”
、“农奴制和封建制的关系问题”
、“奴隶社会的一些问题”
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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