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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教授追思会发言摘要（第1页）

何兹全教授追思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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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何兹全教授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于2011年2月21日举办“何兹全教授追思会”

，校党委副书记王炳林主持，资深教授刘家和，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耿向东、院长杨共乐、部分教师，何兹全先生弟子、生前好友等30余人出席了追思会。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同何先生交往达58年之多，何先生对我一直非常关怀。

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把带回的新书借给我看，并且关心我的研究选题，为我提供资料，对我的成长十分照顾。

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何先生是我的引路人。

何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1950年毅然归国，此后即使遭受不公正待遇，最委屈的时候也没有动摇，从未置疑自己的这一选择。

何先生对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九十多岁高龄时还在教学，曾说“要教到我不能教的一天为止”

，这种宝贵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张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我是1961年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是何先生的学生，50年以来，一直在北京，所以与何先生时时接触，不管我工作有什么变化，始终与何先生保持联系。

今天长话短说，我想讲讲两度听先生讲课和两次跟先生谈话的事。

第一次听老师讲课是1958年年初，也就是我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当时“大跃进”

刚开始，师大那个时候所谓的“教育革命”

已经开始，开始批判老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而且在史学界，当时有五朵所谓的金花，里边有一个历史分期问题，当时主张魏晋封建说承受很大的学术压力。

第一次课何先生不去谈这些问题，只是讲述豪族的发展、大土地制的发展以及自由民的依附化。

第二次讲课是20年以后了，1978年年底，当时我是研究生。

这次讲课讲了两个半天，就讲他那两篇著名的文章，给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把寺院经济的研究定为自己的一个课题。

何先生影响了我做这个课题，我搞了30年。

两次谈话，一次是1961年的五、六月份，将要毕业分配的时候，何先生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找我个别谈话。

他说现在中央要搞一个调查研究，了解一下学生读书多少，他给我一张纸，上面大概有100部书的名字，让我如实地来讲一下。

我一看，非常汗颜，没有看过的书多，看过的很少，这是时代的原因，之前的经历都是劳动。

何先生就安慰我说，不要紧，你们来日方长。

第二次个别谈话是在1982年年初。

那个时候是在历史所，唐长孺先生写信来，让我们去拜访何先生，说何先生要招博士生了。

何先生问我能不能报考他的博士生，我当时因为在历史所里边已经有任务，而且那个时候已经44岁了，所以我对何老师说，您永远是我的老师，而这次我这个博士生不好考了。

那一次何先生和我聊得非常愉快，让我感受到他的治学思想。

这54年的接触使我感到何老师一贯很重视宏观的视角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我想这和北大的学术传统是有血脉承继关系的。

回忆就到这儿，我念一念给老师的挽词：“周汉方封魏晋方封淡对风评仪范在，律乘也史僧籍也史欣张数业器局新。”

陈琳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上本科的时候何先生就给我们上过课，之后我成了何先生的硕士生，后来又是何先生的博士生，何先生晚年的时候我回到师大帮他带博士生，可以说是“三世因缘”

，跟随何先生左右。

今天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来怀念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