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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教授追思会发言摘要（第2页）

我们怀念何先生，作为何先生的弟子，就是要继承何先生的遗志，发扬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多做何先生所希望的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学术工作，光大先生的师门。

什么是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呢？我体会就是何先生对学术事业的无限热爱。

这一点恐怕是今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具备的，或者是差得很多的。

何先生可以说是把学术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把做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理想、最大的目标。

因为大家所知道的种种原因，何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在“四人帮”

倒台以前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学术研究。

我到师大来读研究生以后，先生在学术上的确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据我的不完全的统计，先生在1991年时已经是八十一岁的高龄，他在从1991年到2001年10年的时间里，1991年出版了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1993年出版了专著《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1994年出版了《三国史》，1995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的第五卷（这是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其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由何先生编写），1997年出版了《中国文化六讲》和《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2001年出版了《三论一谈》，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著作问世。

而且由于何先生执笔非常严谨，所以先生的著作都是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的成果。

2001年以后，何先生主要在编他的文集，这就是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六卷本《何兹全文集》。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比较零散的著作。

由此可以看出，何先生从八十一岁到九十来岁，始终孜孜不倦地为学术事业奋斗，进行学术研究，做出了这么多杰出的贡献。

何先生在2000年以后编辑出版他的文集的时候，不幸先生和师母的独子、前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病逝，这对于何先生和师母都是很沉痛的打击，师母因为思子心切不能自拔，在一年多以后，随着芳川兄也走了。

这两件事给高龄耄耋之年的何先生身心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和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学界，关注着历史学院的发展，仍然在指导着自己的博士生，并且主编历史学院的两套丛书《中国上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及《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丛书》，现在《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在庆祝何先生百岁华诞时已举行了首发式，遗憾的是即将在今年出版的《中国上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先生看不见了。

我们作为何先生的学生，作为何先生的弟子，一定要学习何先生这种对学术无限热爱的精神，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在学术上做出我们的贡献，以告慰先生的英灵。

谢重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我是先生1984年招的首批博士生，但是我受教于先生的时间比1984年还要早。

我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慢慢对寺院经济发生了兴趣，然后也就读到了先生早年的著作，受到很大的启发。

那时我是一个很年轻的研究生，就贸然给先生写信请教。

原以为这样会打扰先生，没想到先生很仔细地给我回信，给我很多指导，我因之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硕士毕业后就考入何师门下。

有关先生的道德文章大家都讲了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想讲的一点就是先生对真理的坚持。

在当时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下，先生能够坚持魏晋封建说，从容面对，从不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大。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学问做久了，有时候会有一点厌倦感，特别是目前这个社会很功利，别人都忙忙碌碌去做别的，有人很清闲，我们很辛苦，埋头在书斋里，有时会想也偷闲一下，但一想到先生那么大年龄了还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

的格言自勉就非常愧疚。

自己想要偷懒和放松的时候，就感到很对不起先生。

刚才也说到先生的学术领域非常广阔，其中一个学术领域就是汉唐的寺院经济，我在先生的指导之下也做这方面的研究，但距离先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现在我们缅怀先生，就是要把先生未竟的事业做下去，这样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薛军力（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教授）：

刚才几位老师和我的师兄都对先生的学术成就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这里对先生做人方面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记得我们刚跟先生读书不久的时候，有次先生跟师母谈起来，说他那一天写了500字，刚好何芳川大哥到家，何先生就跟他念叨说，你看我一天只写了500字，芳川大哥说，你想你一天500字，一年要多少字？十年要多少字？何先生听了觉得有道理。

何先生给我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是说应该对学问孜孜以求。

另外何先生平易近人，你为先生做一点事，他就很感激。

正如两句西方谚语所说，跟伟人接触多了以后，会感觉这个伟人就是一位平常人。

吴怀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很有幸在我求学期间得到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的指导，何先生对我的指导往往就在一句话、两句话之中。

那时我们入学以后，北京到处都有讲座，我们到处去听课。

何先生告诫我们：“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听出来的。”

讲座应该听，开阔视野，但是光听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