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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教授追思会发言摘要（第8页）

我是1992年韩国和中国建交以后，比较早到中国来留学的韩国人，所以我一个人在新松公寓里面住。

何师母几乎每个星期都到我那儿去，那么高年龄煮饭给我吃。

我入学的时候，何先生向我要求两件事情：第一是跟他好好读书，第二是要跟他学长寿办法。

他的人品、宽容、笑容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人生中最荣幸的事情就是我是何门的弟子、何先生的学生。

我也想做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要在韩国发扬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学术业绩，还有何先生的人品、人格，我会做到。

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各位先生面前，我算是晚辈。

何先生与我之间，包括我家里人之间，关系也非常密切，相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虽然有些东西我还不大明白，但他教给我的东西确实很深刻，意义很大，使我很受启发。

其他方面我就不讲了，我觉得何先生在见识和选择方面确实是有他自身的特色，举两个例子。

第一，在选择方面，20世纪30年代，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何先生选择的是辩证唯物史观。

我们接触的大多数是1949年之后的唯物史观，但何先生接触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史观，而且自从接触后一直坚持到现在。

虽然何先生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师辈，但是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师辈，何先生也就将成就归功于对辩证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对历史的解释上面所取得的成绩。

第二，在民族的大义上，我自己认为何先生比他的老师辈要高明。

当陶希圣往汪伪政权走的时候，四个学生都跟着他走，唯有何兹全先生写信劝陶先生不要走这条路，唯有何先生在民族大义的选择上坚定不移，坚定不移！

何先生在美国的时候，他的老师傅斯年到台湾去了，胡适当时在美国，最后也选择到台湾去了。

何先生可以到台湾去，也可以在美国留下来，也可以回中国大陆来，他最后选择回到中国大陆，后来又选择了共产党，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是“向共产党投降”

。

所以这个选择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讲，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何先生已经超越了他的师辈，因为一个人的成就不仅仅是某一点上的，恐怕是综合性的。

第三，在学术方面，不论是从中国的传统来讲，还是按照何先生自己的话说，学术就是研究大问题，历史学就是研究大问题，如果近时间段大量地看中国的史学的话，中国的史家有高的追求，也确实付出了实践，这一点和西方的史学家是不一样的，何先生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他要求我们也这样做，他始终认为学问是铸成的，不是吹成的，实在的东西是经得起检验的，是做出来的，所以何先生的地位是靠这样积淀出来的，这就是何先生的选择。

当然，在这些方面何先生对我们也有要求，他认为学术方向必须要明确，历史学学术方向细化的话，就没有生命了，好像是轰轰烈烈，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以致会进入死胡同，这一点对我们影响很大。

另外，我自己认为有很多需要向何先生还有其他先生学习的，就是视学术为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何先生对学术是无怨无悔终身追求的。

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时候，选择的课程有大量世界古代史课程，他的书也多是世界古代史，他告诉我，因为他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中、西比较，如果不学世界古代史这门课，就意味着中、西很多可以比较的大问题看不清，所以何先生的目标非常明晰，都是关注大问题，到某一时段攻不下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退下来继续准备，继续补课，继续解决大问题，未来的目标还是解决大问题。

即使遇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何先生还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学术，他是30年的副教授，他对我讲，共乐啊，哪有30年的副教授还能坚持住啊。

尽管是30年的副教授，何先生还是很知足，何先生还是有很多其他机会的，当时的二十四史点校大工程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他了，其他人早已经走了，我再举个例子，先生走的前一天、大前一天我还去了，尽管已经插了管子，先生依然还在看报纸，说话依然清晰。

何先生一直在写中国中古社会，因为中国上古社会已经写好了，下一步是中国中古社会，已经写了十几万字，先生生前我们料想这部书完成的可能性不大了，所以宁老师帮了很大的忙，先生说，上古社会写出来了，中古社会怎么能写不出来呢？虽然后来还是没有写完，但十几万字还是写好了。

先生一辈子都在不懈追求，我也扪心自问，我能不能做到，我打问号。

他这种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齐世荣先生见到陈垣老先生的作品，说了一句话：“每个人在陈垣老面前只能说努力。”

在何先生面前我们也只能说努力，也应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