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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2页）

留美期间，他边学习，边工作，同时密切注视国内局势的发展，关心民族的命运。

他深切地希望祖国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

他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能结束内战，中国就会走向光明与复兴。

1950年，何兹全先生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的优厚待遇，拒绝了导师傅斯年请他去台湾史语所工作的邀请，毅然乘坐最后一班邮轮回到祖国。

回国后，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何兹全先生同全国人民一道迅速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大潮中，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19两黄金捐献给国家。

抗美援朝的胜利，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使他更加坚定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振兴、祖国必将强大的信念。

20世纪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何兹全先生心情舒畅，信心满怀。

他赞成邓小平理论，拥护改革开放，认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

他相信，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复兴。

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更加迫切。

1983年，他的入党申请终于被批准，他感到无比欣喜，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中去。

1995年，何兹全先生接受台湾“史语所”

的邀请，赴台参加“傅斯年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

，并受邀赴新竹市为台湾“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生做了题为“中国文化六讲”

的学术报告，从历史的角度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该报告后来结集为《中国文化六讲》一书出版。

何兹全先生的自传《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凝结着他对祖国和民族深切的爱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是对他80余年人生的回顾，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近百年风云际会、历史沧桑、人世变迁的思索和对真理的追求。

何兹全先生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是“我这个人的好处是有理想，有事业心，有抱负，很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对我很有影响。

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

。

何兹全先生步入史学研究领域的起点是1931年考入北平大学。

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乾嘉之学、新史学、辩证唯物论，各种学术观点、学派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气氛极为浓厚，莘莘学子齐聚沙滩红楼，谈经论道，指点江山。

北大四年的学习，对何兹全先生学术道路的选择和学术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

早在中学时，何兹全先生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大学期间又有意识地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著作。

他认为在北大四年所读过的书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德国农民战争》，其次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

这些书使他懂得，“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从当时的整个时代、社会出发，都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形势出发。

任何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说，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从横的方面说，都是当时全面形势中的一环。

不了解历史发展大势和当时社会全面形势，就不会真正认识历史现象和问题的本质”

。

何兹全先生已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并选择社会经济史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和毕生研究的重点。

何兹全先生从事历史研究，注意抓大问题，重点研究三个领域：中国社会史（隋唐以前）、汉唐佛教寺院经济和汉唐兵制。

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和反映时代面貌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