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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3页）

他治学的主要特点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求真求实，尽量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焦点问题。

1934年他最早撰文提出“魏晋封建说”

。

70多年来，何兹全先生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丰富、深化和完善这一观点，即使受到压制和不公平对待，也从未动摇，体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学术品格。

正如他所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

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的。”

佛教寺院经济是何兹全先生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20世纪30年代还是北平大学史学系四年级学生的何兹全先生，就以《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的长篇学术论文引起学界的重视，受到著名学者汤用彤和陶希圣的赞许。

有学者指出：“这篇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指出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是中国中古社会的一个缩影，只有研究中古佛教寺院，才能彻底了解中国社会性质，从而开拓了经济史研究中长期被人忽视的领域。”

这篇论文是中国寺院经济史的开山之作，成为此后何兹全先生社会经济史系列研究的基点。

1936—1937年，何兹全先生广泛搜集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材料，写成《中国中古寺院经济史》一书。

遗憾的是，抗战期间，手稿遗失，至今仅保留了一份提纲底稿。

20世纪80年代，他又撰写了《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篇在各自领域具有拓荒意义的文章。

何兹全先生对汉唐兵制的关注和研究也始于在北大读书期间。

1935年刊登在《食货》第1卷第11期上的《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是他研究魏晋南北朝世兵制的滥觞，亦是汉唐兵制研究的开篇之作。

他正式提出“世兵制”

这个大题目，并对它的形成、制度和它对当时社会的破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述。

《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是何兹全先生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形态、文化表象各个层面上，亦即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探讨并评述了中国社会自商周至魏晋的整体历史面貌及其来龙去脉，他的中国国家起源说、早期国家说、战国秦汉古代社会说、魏晋封建说等，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与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体现了他的史学理论体系及主要的学术观点。

该书被学术界誉为汉魏封建说的“扛鼎之作”

。

著名学者林剑鸣教授曾评价：“本书的出版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

80年的学术生涯，是何兹全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料有机结合、不断开拓新领域的过程。

正是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对史料的驾驭，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地审视不断运动和变化着的历史，提出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其中，《中国古代社会》获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六卷本《何兹全文集》获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作为著名教育家，何兹全先生爱生乐教，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满腔热忱，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新教学大纲的制定，亲自草拟了修改教学大纲的说明和序言。

他指出，新大纲要能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中国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历史研究与教育要联系实际、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他先后开设过《历史文选》、《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代社会》、《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法》和《〈三国志〉研读》等课程，参与编写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任第1、2册主编）。

何兹全先生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定期召开有研究生参加的小型学术研讨会。

他参与组织了我国高校多项学术活动，对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