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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扎米亚京 反乌托邦文学的先驱（第2页）

在20年代初，人们把他和高尔基并称，认为他们是“苏联文学中最有权威的艺术家”

。

[1]1929年，因为匿名在布拉格发表1920年写成的长篇小说《我们》，成为批判的靶子，并被禁止发表作品。

1931年11月，在高尔基的帮助下，扎米亚京夫妇离开俄国。

整个20年代，扎米亚京在新一代作家心目中是一位极富创新意识、独立精神且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大师，是符·伊万诺夫、尼·尼基京、左琴科、卡维林、隆茨、费定等“谢拉皮翁兄弟”

——这一20年代著名文学团体公认的老师，在俄国文坛影响颇大。

马克·斯洛宁指出:“扎米亚京在20年代产生的主要影响是他在写作技巧上培养了一代新人。

他还是一位讽刺家和那种最接近欧洲表现主义的新现实主义的领袖。

他的敌人称他为形式主义者，实际上，他是一位喜欢对文字和情节进行试验并把‘精心构思的故事’看得高于一切的人。”

从英国回国到最后出国这十几年时间里，他创作了短篇小说《龙》（1918）、《洞穴》《马麦》《童年》（均1920）、《暴徒》（1921）、《最主要的故事》（1924），中篇小说《让丘雷金同志发言》（1927）、《洪水》（1929），长篇小说《我们》（1920），微型小说集《邪恶的故事》（1927），戏剧《圣多米尼克之火》（1922）、《跳蚤》（1924）、《阿提拉》（1928），以及政论文章《西徐亚人吗?》《家养的和野生的》《礼品赠送者》《论均匀分布》《当代俄国文学》（均1918）、《明天》《创作心理学》《主题和情节》《论语言》（均1919—1920）、《我害怕》（1921）、《天堂》《论综合》《谢拉皮翁兄弟》《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均1922）、《欧·亨利》《论文学、革命、熵和其他》《新俄罗斯散文》（均1923）、《关于现今的和现代的》《阿纳托利·法朗士》《亚历山大·勃洛克》《费多尔·索洛古勃》（均1924）、《契诃夫》（1925）、《后台》（1930）。

1932年2月起，扎米亚京定居巴黎，但非常渴望能回到祖国，因此离群索居，远离反苏的俄侨圈子，一直保留着苏联护照，并且与高尔基保持通信联系。

作家别尔别洛娃回忆道:“他和谁也不交往，他不认为自己是侨民，他满怀可能返回祖国的希望……我甚至不希望让他相信他能活着等到那一天，但对他来说，最可怕的就是放弃这种希望。”

1937年3月10日，扎米亚京死于心脏病突发，安葬在巴黎郊区季耶的公墓里。

在生命的晚期，由于长期为疾病折磨，作品数量较少，主要有:未完成的关于匈奴王阿提拉的长篇历史小说《上帝之鞭》，回忆、评论俄国文化活动家安德烈耶夫、勃洛克、高尔基、别雷、索洛古勃等的著作《人物》（一译《面貌》，1955，由其夫人整理出版），以及根据高尔基的戏剧《底层》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一些短篇小说等。

在西方，扎米亚京受到高度评价，被誉为“独立的艺术家和无畏的思想家”

，“革新者和新现实主义者”

，其作品尤其是《我们》不断再版。

李辉凡、张捷指出，“扎米亚京禀性固执、内向，从小养成一种叛逆性格，对一切束缚个人、妨碍个性发展的事物深恶痛绝”

，因此而形成一种异端、反抗的精神。

阿格诺索夫等进而指出，正是这种“异端、反抗的精神决定了扎米亚京的生活态度和文学立场”

。

在社会生活方面，他希望做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而在他看来革命后仍无个人的自由可言:“昨天，有沙皇，并有奴隶;今天，没有沙皇，但奴隶依然存在……我们曾经历了群众受压制的时代;我们如今生活在以群众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

在文学方面，他提出:“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的、政治上可靠的官员创造的，而只能是由那些疯子、隐士、异端分子、幻想家、叛逆者、怀疑论者创造的。

如果作家应当是一个明理的人，应当是一个天主教的虔诚信徒，应当是有益于今天的人，那么他就不能像斯威夫特那样去鞭挞所有的人，不能像阿纳托里·法朗士那样去嘲笑所有的人——那样，就不会有青铜文学，而只有文牍式的和报刊的文学，这种文学今天大家读它，明天就拿它去包黏土肥皂了。”

并且宣称:“应该在今天就异端地谈论明天。

异端者乃是医治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的苦口良药。”

甚至认为“有害的文学较之有益的文学更为有益，因为它是反熵的”

。

在《关于现今的和现代的》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真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最最缺乏的。

作家撒谎成性，习惯于讲话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因此，大多数的文学作品甚至没有完成今天历史所赋予的最基本的任务:看清我们这个奇妙、独一无二的时代，看到它所有的丑恶和美好的方面，记录下这个时代本来的面目。”

这样，他便致力于采用独特的艺术手法，描写当今时代所有的丑恶和美好方面，记录时代的本来面目。

扎米亚京在被称为其文学宣言的《我害怕》《天堂》《关于现今的和现代的》等文章中提出，19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包括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现实主义（他也称为“合成表现主义”

）三个阶段。

19世纪末是现实主义阶段，它以日常生活描述为基础，“它的宗教是大地，它的上帝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