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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扎米亚京 反乌托邦文学的先驱（第3页）

;20世纪初是象征主义阶段，这是神秘主义通向浪漫主义的桥梁，它脱离大地和人，“到天上去寻求问题的答案和悲剧的结局”

，但具有洗练的艺术形式和完美的写作技巧;20世纪20年代则是综合了前两者的新现实主义阶段，这是“胜利、健康、强大的新文学”

。

他说:“俄国文学这条现实主义、现实生活大道，已被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巨大的车轮碾压得油光锃亮了，所以我们应该摆脱现实生活;而勃洛克、别雷又把象征主义的轨道经典化到至尊至圣的地步，所以我们应该走向现实生活”

，“20世纪20年代以后，替代象征主义的应该是综合的新现实主义——它既继承过去现实主义特征，又容纳象征主义特征”

，“新现实主义是幻想和现实的综合……是一种合金”

，或一种合成主义，而“合成主义采用的把各个方面完整而统一地混合在一起。

在这里，世界的各个部分被镶嵌在一个时空的框架中，——任何时候都不是偶然的;它们由合成主义给锻接在一起，不管是近还是远——但这些部分的光芒必定汇集在一点上，各个部分——任何时候都形成一个整体”

。

所以，他一方面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学习，一方面又汲取索洛古勃、别雷等象征主义大师的精华，以自己独特的哲思与情感灌注其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寓言性的叙事。

作为一个有着异端、反抗精神，反对保守追求自由的作家，扎米亚京对保守、落后、愚昧、庸俗、专制的社会极端不满，许多作品都致力于揭露社会生活的市侩作风、庸俗习气、愚昧无知、落后自私以及专制黑暗;作为一个学习自然科学出身而且长期从事自然科学方面工作的作家，扎米亚京往往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尤其善于从个别中透视一般或从某一地方的人和事中发现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对理性和科学的弊端有较一般人更深刻的认识，坚决反对过分的理性化，反对纯理性;后来，他更是富有预见性地把揭露专制与揭露过分理性的后果结合起来，创作了不少寓言性的反理性文学杰作。

因此，他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一种反对专制和过分理性的文学作品，他的一生因而也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一生。

他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通过寓言性的叙事，含蓄、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反对专制和过分理性的思想。

二、小说:寓言性的叙事

扎米亚京比较重要的小说主要有:《县城轶事》《在那遥远的地方》《岛民》《捕人者》《洞穴》《龙》《洪水》等，而其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我们》。

《县城轶事》的主人公安菲姆·巴雷巴不学无术，考试落榜，先是沦为小偷，后来又出卖自己，靠做上年纪的胖寡妇——女富商契包莉哈的情夫而混迹上流社会，最后当了警官。

小说在塑造典型的市侩巴雷巴形象的同时，还刻画了无聊空虚、两眼老盯着飞蝇作乐的神父、**狡猾的律师、只想抓替死鬼而不去寻找真凶的检察官、口是心非的上校、一味讨好上级而不去拯救无辜的媚上欺下的警长等众多人物，从而辛辣地讽刺了俄罗斯外省小城的落后、黑暗、保守、庸俗、愚昧、专制:这里就像一个“湖底城市，什么也听不见，头顶上的水混沌而朦胧……”

，是“一个迷迷糊糊、懒洋洋的，对一切都漠然视之，什么都不喜欢，什么也不知道的小县城”

，“生活仿佛静止了，人们被巨石紧紧压迫着，他们挣扎着却无法伸展开躯体”

。

小说远承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谢德林的传统，近接列米佐夫的《池塘》（1905）、索洛古勃的《卑劣的小鬼》（1907）、高尔基的《奥库洛夫镇》（1910），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因而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位新的卓越的天才，从各方面看都是如此。”

高尔基甚至认为这是扎米亚京最好的作品，它“非常俄罗斯化地描写了那个城市，带着忧虑的呐喊，内容对形式占有绝对的优势”

。

实际上，这部小说不只是描写了俄罗斯的外省小城，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切闭塞、愚昧、庸俗甚至野蛮、残暴世界的象征，因为“人的存在的局限性和因循性，精神的闭塞，恰恰构成守旧、动物性、缺乏人性的社会心理基础”

，“人的地位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战胜封闭性，战胜自身兽性的、鄙俗的东西，冲向自由精神的广阔空间”

（阿格诺索夫等）。

《在那遥远的地方》描写军官安德烈·波洛维茨在西伯利亚一个凄凉城镇的卫戍部队中的离奇经历，揭露了军队的腐败、糜烂、黑暗。

安德烈·波洛维茨为追求新奇和自己的发展，放弃了坦波夫省的优越条件，来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偏僻的小城服役。

他发现军官们大多是因为过失被发配到这里来的:施米特大尉是因为做了侮辱人的动作，莫洛契科中尉是因为当众做了丑事，涅乔萨大尉是因为笨拙，科辛斯基是因为赌博;更重要的是，这里十分闭塞、落后、愚昧、腐败、黑暗。

要塞司令阿赞切耶夫贪吃成性，挪用公款，吃喝玩乐，被施米特当众揭穿后利用特权和威胁奸污了正直的财务主任（司库员）施米特大尉的妻子玛露霞，使施米特不得不自杀;他的部下更是一个个尸位素餐、男盗女娼、营私舞弊:副官涅乔萨大尉每天陶醉于修理家中的厕所和唱着小调捕捉蟑螂，毫不在乎妻子卡秋莎每年为他生一个私生子;莫洛契科中尉则不仅与将军夫人和大尉夫人私通，而且追求所有可以到手的女人。

《岛民》描写了英国小岛城市杰斯蒙德的生活。

裘利副主教制定了《强制性救世法约》，要求一切按其制定的各种时间表严格精确、井井有条地进行:“有进餐时间表;有忏悔时间表（每周两次）;有呼吸新鲜空气时间表;有从事慈善活动时间表;在各种各样的时间表中最后还有一种——出于谦虚而没有加上标题，是专门涉及裘利太太的，规定每隔两周的星期六为**日。”

他自己的一切都严格照此办理，就连每晚11点半准时睡觉都必定保持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的姿势，而他的夫人则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戴着眼镜坐在窗下读小说。

然而一位素不相识的肯布尔先生因出车祸，就近住在他家里养伤，搅乱了他的时刻表，使他夫人的眼镜也打碎了，他顿时觉得自己的生活“仿佛一列火车脱了轨，轮子朝天翻倒在路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