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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与影响（第2页）

中国对于波伏娃的研究热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波伏娃小说中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解读：如葛雷的《评波伏娃的小说〈他人的血〉》和杨传鑫的《活着，做一个人——评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等；二是论及其女权主义理论和对中西妇女运动与实际生活的影响，典型的有荣维毅《西蒙·波伏娃妇女解放运动理论探讨》；三是对她与萨特反抗传统世俗婚姻的两性关系的探讨与评价，如余凤高的《波伏娃写〈名士风流〉——解脱爱情中断后的痛苦》和李杰的《生命的**：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的奇特恋情》等。

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是指专门研究波伏娃及其作品的论文。

但对波伏娃的研究更常见的是在论及中外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理论的文章中引用波伏娃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及评述。

作为存在主义大师的波伏娃，其女性主义在中国被界定为“存在主义女性主义”

。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结束的“**”

留给人们太深的创伤和太多的阴影。

此时，存在主义思想恰好为迷惘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个体面对历史沧桑的生存态度。

如同当年的法国一样，中国在20年后（80年代初）掀起了存在主义狂潮。

波伏娃作为存在主义先驱正是在这时进入中国的。

其小说《他人的血》《人都是要死的》等存在主义作品引起不少学人的注意。

中国关于波伏娃作品讨论较早的论文是齐彦芬发表于1984年第2期《国外文学》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存在主义观点》。

作者探讨了波伏娃如何运用文学手段来表达和阐释存在主义哲学中“世界荒诞”

和“自由选择”

这两个基本原则，认为波伏娃创造的女性形象是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具象，是由她的世界观、哲学观及其所处的社会和个人处境所决定的。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将波伏娃当成萨特的“终身伴侣”

、存在主义哲学的“追随者”

，很少有人严肃、系统地关注波伏娃为存在主义文学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所以波伏娃对中国存在主义的影响是有限的。

但是，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国却起到了震撼心灵、启发心智、引领女性主义潮流的作用。

虽然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背景，但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涌入，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女性文学界，这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均有明显的体现。

中国学者李小江曾在《世纪末看“第二性”

》（1999）中坦言，波伏娃的《第二性》影响过她，影响过较早从事妇女研究的女性学人。

波伏娃“研究女人的女性立场和自我反观的态度”

给了她极大的启示。

因此，波伏娃在中国所具有的影响除其理论之外，她特立独行、敢为人先的先驱姿态也为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和态度。

这种启示意义和激励作用是突出和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