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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译文学的再创作特征（第5页）

，而是自命“豪杰”

，采取所谓“豪杰译”

的做法，对原作随意篡改、增删。

这种“豪杰译”

早已不足为训，为现代翻译家所不取。

现在看来，没有摆正翻译与原作的主客关系固然是“豪杰译”

产生的原因，但实际上恐怕主要是因为译者不具备理解原作的学识和功力，没有能力做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家。

看来，做“主人”

不容易，做“仆人”

有时更难。

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固然谦逊地尊重原作、努力地再现原作，然而再现一旦成功完成，译作一旦从原作脱胎而出，它就是独立的艺术品，不是原作的替代。

原作和译作是两种不同的文本形态。

如果说原作的文本形态是一种“原本形态”

，那么译作的文本就是一种“诠释形态”

。

“诠释”

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创造性的再现和阐发。

原作与译作的这种关系，如果也需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就好比“母”

与“子”

的关系。

“子”

由“母”

而来，但“子”

绝不是“母”

的附属品和替代品甚至赝品。

从艺术角度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子”

的译作完全有可能超越它的母本。

这种情况在中外翻译文学史上俯拾皆是。

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的《异闻录》、庞德翻译的中国的某些古诗，林纾翻译的哈葛德的小说等。

说起林译哈葛德的小说，曾将译文视为原作的替代品的钱锺书却说过这样的话：

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

也许因为我已很熟悉原作的内容，而颇难忍受原作的文字。

哈葛德的原文滞重粗滥，对话更呆板，尤其是冒险小说里的对话常是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的杂拌。

……[21]

“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

，这就说明了译文绝不是原文的简单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