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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4页）

政府及其公务员在科学博物馆展览及其展厅中的角色表明科学博物馆深度参与英国国家机构的构建。

科学博物馆不仅主要由国家资助，而且直到1984年，它仍是公务系统的一部分。

在1979年之前，它还是教育委员会（theBoardofEdu）及其后续部门的分支。

1979年，它归属新艺术和图书馆办公室（thesandLibraries，该办公室两年后归于教育与科学部）。

尽管是教育部的一部分，科学博物馆仍然被认为是科学公务服务部门（theStificCivilService）的一个分支。

1934—1935年，科学博物馆几乎全部转到科学与工业研究部（theDepartmeifidustrialResearch，DSIR）。

并且，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只要科学博物馆的馆长职位有空缺时，科学公务服务部门的高层人员就会被推举成为候选人。

对于员工来说，他们既是公务员，又参与博物馆工作，这就意味着，他们既要遵守公务系统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中立准则，又要遵守我们之前提到的商业方面的中立准则。

但是，这也意味着科学博物馆像其他公务系统一样是国家政治的工具。

这个可以清晰地由临时展览看出来。

这些临时展览都是政府部门（尤其是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和军事力量援助的，尽管展览的最初动力来自科学博物馆。

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财政部（HMTreasury）和公共工程部（HMMinistryofPublicWorks）控制着科学博物馆建筑的发展。

由外部控制而引起的冲突和延误，我们可以从中楼的结构与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天文馆建立的失败上清楚地看出来。

艾伯特城邦（Albertopolis）中部的南肯辛顿是科学博物馆的一个所在地，但是这个地方一直被其他机构觊觎。

科学博物馆必须据理力争才能让自己保住展览路（ExhibitionRoad）或者至少保住自己在展览路的展地。

因此，科学博物馆很容易因为政府政策和公共经费而发生变化。

为了得到科学博物馆想要的建筑，以及留在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必须和公务系统抗争以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必须在议会和内阁中调动其他的外部支持者。

莱特（Wright）兄弟在1903年12月制造出了飞机。

在科学博物馆展出这个飞机一个月后，路易·布雷里奥（LouisBlériot）开着飞机穿过了英吉利海峡。

这些有名的事件可能看起来和科学博物馆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本书的章节说明了科学博物馆的历史是如何与这一新的航空学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展览科学与技术、国家、武装力量、工业以及博物馆自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一个关键例子。

第一次临时展览是一个关于航空工业的展览，它出现在1912年，距离莱特兄弟制造出飞机不到9年。

莱特飞行器（theWrightflyer）1928年被放到科学博物馆，在科学博物馆共待了20年。

甚至在1940年的夏天，英国被空袭之前，科学博物馆还举行了一个主题为“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

的临时展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德国航空发展”

的展览。

在本书中，有不少于三个章节提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TheSundayTimes）关于1963年成立新的航空展厅（AeronauticsGallery）的报道。

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关系已经扩展到太空飞行方面。

1962年，大批观众进入科学博物馆来观看约翰·格伦（JohnGlenn）上校的太空飞船“友谊7号”

。

唯一在美国境外展览的阿波罗太空飞船（Apollospacecraft）——阿波罗10号指挥舱，是在1976年由史密森（Smithsonian）博物馆借给科学博物馆的。

直到今天，太空展厅和“创造现代世界”

展厅中的阿波罗10号指挥舱依旧很受观众喜欢。

航空航天飞行引起了历史学家[戴维·埃杰顿（DavidEdgerton）和杰勒德·德格鲁特（Ge-rardDeGroot）[6]]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科学博物馆和航空之间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有共生关系：航空技术是21世纪科技兴起的标志，大众通过科学博物馆了解了这次的科技兴起，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险。

（图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