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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第4页）

是建立在引用者的主观解释之上的。

我们先看看《形态》是怎么说的：

他（指费尔巴哈——引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12]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没有了。

[13]这个非常精彩的论述，表明了唯物史观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

但仔细分析，这些论述只不过是《提纲》相关观点的具体运用和发挥，是进一步强调实践在改造自然、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作用，因而同样无法从中得出实践本体论的结论。

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形态》在说了上述一番话后，接着就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

[14]自然界对于人的这种优先地位不仅指人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指自然条件直到今天仍然决定人类的发展或不发展。

有意思的是，一些主张实践本体论的学者，只摘引上述关于“人化自然”

的一番话，却对后一句关于自然界优先地位必不可少的话往往视而不见。

《形态》主张自然的先在性、决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必须指出，这并非是回到费尔巴哈的自然崇拜。

《形态》坚持自然界的基础地位，但又强调人的实践能力的创造性、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

《形态》只是指出不能把人的实践能力绝对化，在阐明其本质与功能的同时，指出人的实践活动、能力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设定的前提、界限和条件。

人类的力量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而是表现在对自然的热爱、敬畏、协调与和谐，表现在能够认识和正确地利用自然规律——这才是“人与自然”

的正确的关系。

三

阐明人类史的前提和基础之后，《形态》就转入它所要集中探讨的主题：人类史的发生与发展。

人从何而来？神学家认为是上帝的作品，黑格尔则归之于绝对精神的异化。

费尔巴哈在对两者的批判中，阐明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不是精神产生人，而是人产生精神。

费尔巴哈把自然和人作为其历史观的对象，肯定人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他的贡献。

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停留在对人的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上，没有追问人怎样从自然中产生，因而同样没有解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

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偶见类似实践作用的观点，但这“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

[15]。

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比费尔巴哈高明。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16]相比之下，费尔巴哈既没有看到人的产生是一个过程，更没有看到劳动实践的作用；他不懂得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黑格尔是了不起的，但他是唯心主义者，同样没能正确地解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

马克思在《提纲》中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17]黑格尔说的“劳动”

，并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而是一种超历史的、无前提的、无主体的精神活动（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就是主体）。

因此，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归根结底人是精神的产物。

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从何而来，也即历史如何产生的问题的探讨，虽然在理论上先后受到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们不是关在书斋中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和研究现实人的生存特别是劳动者的生存问题。

这就使他们能够逐渐发现劳动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而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而使他们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从而发现唯物史观的关键则是革命的实践：是他们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关注和参与的现实斗争，使他们逐渐发现德国理论与德国现实的矛盾，发现劳动实践的历史作用。

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针对资本主义副本进行的批判，进入针对资本主义原本的批判，即从政治法律批判进入经济基础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