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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33（第3页）

（“无限层次说”

）的基础。

然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自然图景的无限外推并非真正的无限，而是一种“恶无限”

；真正无限的宇宙无论何时都不会成为科学的直接对象，反之，任何可以作为科学的直接对象的宇宙，无论如何拓宽，都必将是有限的。

因此，从时空的意义上说，世界有限与世界无限这两个命题是等值的，都只是假说；而后者是永远无法由科学实证的假说，因为就抽象可能性而言，唯一可能被科学证明的是自然世界的有限性。

当然，辩证唯物主义也意识到这一局限。

其世界无限性原理还有另一支撑点，这就是“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

[37]。

然而，问题在于，思维的无限本性并非是终极的东西，它本身尚需证明。

我们无法从自然运动中轻而易举地推出思维的无限本性，而必须求助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本性，但那样一来，又必须给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以全新的界说。

最后，更为严重的是，不仅按上述理解的客观性（科学性）和总体性（无限性）原则是不可企及的理想预设，而且当把二者置于关联之中时，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着悖论：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世界整体，即无限宇宙的总规律，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以人为中心的自然图景的无限外推以及思维中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换言之，由此得到的关于世界总体的认识，既非“纯客观的”

，亦非科学意义上可以实证的；而如果坚持对我们关于客体（世界）的知识进行“净化”

，使之变为“纯客观的”

和“可证实的”

，那么，它所涉及的对象将不再是无限的世界整体，而是有限的在者了。

同上述内在矛盾直接相关的另一重大缺陷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并未很好地解决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

自然本体论的本质特征是对世界“是什么”

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的聚焦点不在于世界“是什么”

，而在于它“应如何”

。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改变世界”

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

不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也努力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但它的基本做法是力图从历史活动领域中发现与自然界规律具有同等意义的必然性，并将之作为整个自然世界的一个特殊应用领域，从而为实践活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人们之所以利用自然科学成果颁布宇宙总规律，说穿了无非要为自己的革命或历史行动提供无可辩驳的根据，因为似乎人的实践活动自身的规律尚不足以确证其行动的公正性和最终胜利的必然性，必须求助于统治整个宇宙的实体。

既然上帝已被请出了人的世界，那么最可靠的就是博大的自然宇宙本身，它能从物质由低到高的运动推演出毫无遗漏的普遍适用于一切实存领域的总规律，而后者又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充分证明”

。

因而，宇宙总规律既是无限的又是纯客观的，它宣布了资产阶级的末日，确证了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正如葛兰西关于被压迫阶级“补偿性”

思想的论述所揭示的那样。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唯物史观视作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推广与应用；为什么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世界——物质——运动——规律”

的理论框架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而哲学的每一争辩都同政治立场联系起来。

细分析，这种从“宇宙总规律”

中引出历史必然性的做法，带来许多问题。

首先，容易滋生宿命论的倾向。

不可否认，在低级的自然领域中和在历史领域中都存在着规律性的东西，但它们的活动方式和作用有着质的区别：前者以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方式存在，后者则以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式活动；前者是给定的，后者则是在人的现实活动中生成的。

因此，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途径决不是单向的和线性的，也决不是由宇宙深处的规律先验地确定的。

忽略了历史领域规律的特性，简单地把历史规律当作与自然规律等价的铁的规律，必然导致机械决定论、命定论、宿命论的倾向。

其次，与宿命论相对但又常与之共生的另一极端是唯意志论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