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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神权巅峰及其世俗权力的衰落001（第5页）

三位教皇中，一位辞职，另外两位被免；之后的1417年，会议选举枢机主教科隆纳（ala）为新任教皇，是为教皇马丁五世（MartinV）。

天主教世界通过新任教皇再次团结在一个属灵领袖的治下。

这种分裂表面上愈合了，但伤口太深，以至于给教会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而且，一些分裂派教宗追名逐利的丑恶生活给教廷的法衣染上了难以抹拭的污点。

14世纪的教会大分裂后，尽管罗马教皇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不同的国家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虽然教皇们依然奋斗不止，但再也不会有12、13世纪教皇的权力凌驾于欧洲各国国王之上，并且管理众多世俗事务的景象了。

希尔德布兰德1的崇高理想尽管几乎实现了，但最后，他的目标有一半被证明是彻底失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失败”

。

1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俗名。

——译者注236.教皇仍是属灵领袖

未能在世俗事务中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导致罗马教皇的目标有一半没有达成，但他们确实成功地建立并延续了一种绝对的精神统治，在宗教事务上的绝对权力至今仍然被一半以上基督教徒认可。

康斯坦茨会议实际上颁布了教令，称教皇应该服从大公会议，罗马教廷的裁决可以上诉到教会召集的此类大会，至少每10年召开一次。

因此，此时的教会实际上暂时转变为有限的君主制。

如果这种模式能够真正得以实施，大公会议能够定期召开，教会可能会逐渐改正那些已经蔓延在其中的腐败，如此，16世纪的大规模的普遍反抗也就不会发生。

但会议选出的教皇马丁五世竟然反对此次会议的教令，发布教皇诏书宣布“宗教事务中任何对罗马教廷的裁判提起上诉或驳回的行为均为非法”

。

但是，1431年，15世纪的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会议在巴塞尔（Basel）召开，会议既定的原则就是反对教皇专制，宣布任何从大公会议向教皇提出上诉的人均犯异端罪。

专制主义的教皇一方笑到了最后。

1545年，宣判路德教义（DoesofLuther）的特伦托大公会议（cilofTrent）召开，此后只再召开了一次，即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会上颁布了教皇永无谬误的决定性教令。

因此，尽管神权中的世俗部分已经完全被剥离，而且其属灵的权力也被北方的民族国家普遍抵制，但正如麦考莱（Macaulay）所言，它“并未衰败，也不是古董，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

现在，基督教世界一半以上的观点认为教皇是教会至高无上、绝无谬误的领袖，用刚刚引用的那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的名言：“在撒克逊人踏上不列颠之前，在法兰克人跨过莱茵河之前，当希腊的雄辩术仍然盛行于安条克之时，当崇拜的神像仍供奉在麦加之时，天主教已然伟大而受敬。

而当某个新西兰来的旅行者，在无尽的孤独之中，立于伦敦桥的残拱之上，描画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之时，她1却依然活力不减。”

21　此处“她”

指代被引文字上文所描绘的“罗马天主教”

（TheRomanCatholicChurch）。

——译者注2　Essayon“VooryofthePopes.”

（散论《兰克教皇史》）。

第十五章　蒙古人与奥斯曼人

第一节　蒙古人

237.导言

前面已经讲过对欧洲文明的两次入侵，一次是来自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另一次是来自南方的萨拉森人，并注意到各次入侵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

现在来关注第三次入侵，这次是来自东方的亚洲游牧民族：蒙古人和奥斯曼突厥人1。

因为日耳曼侵略者带来了新的精神活力、坚定的道德品质和政治能力，所以其入侵带来的大部分是有益而幸运的影响。

阿拉伯人入侵带来了直接与间接的综合影响，对其评价难下定论。

但是，图兰人入侵却几乎给欧洲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充满希望的罗斯民族发展被遏制，其社会、道德和政治生活被明显削弱；而欧洲东南部的所有国家和种族都被血统、社会制度、道德理念和宗教信仰毫不相容的民族屈辱地统治了几个世纪。

实际上，一些当时被控制的欧洲土地至今仍陷于亚洲原始文明的统治之下。

1　蒙古人和奥斯曼人显然属于游牧或畜牧部落和民族的大家庭，经常用多个名称指代，如塞斯人（Scythic）、图兰人（Turanian）或乌拉尔阿尔泰人（Ural-Altaic），亚洲中部及北部的草原是他们的主要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