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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关于物的念头诚敬;“致知”
是实践关于物的知。
何来内外、彼此的区分?天理只有一个。
就天理凝聚在具体的对象上来说称之为性,就天理主宰这个凝聚的现象来说称之为心,就天理主宰心的作用来说称之为意,就心体作用的明白觉察之处来说称之为知,就知的明白觉察之处能够感应外在的对象来说称之为物。
所以就物而言称之为格,就知而言称之为致,就意而言称之为诚,就心而言称之为正。
正就是正心,诚就是诚意,致就是致知,格就是格物,都是为了达到天理、穷尽天性而已。
天下没有性之外的天理,没有性之外的事物。
圣人的学问之所以不彰明于天下,都是因为世俗的儒者认为理和物都是外在的东西,却不明白“义外”
是孟子曾经批评过的学说,以至于沿袭、深陷其中而不自觉,这难道不是似是而非、难以明白吗?对此不能不认真体察!
你怀疑我的格物学说,一定是认为我肯定内求而反对外求;认为我专注于反观内省,遗弃了讲习讨论的功夫;认为我只重视学问的头脑,却忽略细枝末节;认为我沉溺于枯槁空虚的偏执,却不务人情事变。
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我仅仅获罪于孔门、获罪于朱子吗?这是用邪说来欺骗百姓,叛离纲常,扰乱正道,人人得而诛之,何况像您这般正直的人呢?如果真是这样,世间稍微懂得训诂的人,知道一些圣贤的言论,就知道我说的是错的,何况像您如此高明的人呢?我所说的格物,将朱熹所说的九条囊括其中。
但是格物的功夫又有关键之处,作用和朱子所论也有所不同,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是由此而起,不能不辨明。
孟子批评杨朱、墨子是“无父无君”
。
然而这两人也是当时的贤人,如果与孟子同处一个时代,孟子也会认可他们的贤德。
墨子“兼爱”
,这是过分推行仁德的结果;杨朱“为我”
,这是过分推行义道的结果。
他们的学说,难道泯灭天理、搅乱纲常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能够迷惑天下之人吗?然而,孟子将他们的学说所产生的弊端比作夷狄、禽兽,这是在用学术杀害后世之人啊。
当今学术的弊病,是在学仁太过呢?还是学义太过呢?还是说学不仁、学不义太过呢?我不知道它们同洪水猛兽有何不同!
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
杨朱、墨子的学说充塞天下,孟子的时代,天下之人尊信杨朱、墨子的人,并不比如今尊崇朱子之说的人少,而孟子独自一人与众人抗辩。
哎,真是可悲!
韩愈说:“佛老的危害甚于杨墨。”
韩愈的贤明不及孟子,孟子无法在世道人心败坏之前加以救治,韩愈却想恢复世道人心于败坏之后,真是不自量力,而且他身陷危险,也没有人救他。
唉!
像我这样的人更是不自量力,发现自己身陷危险,却没有人能够救我于死地!
天下之人都在嘻嘻哈哈,而唯独我却痛哭哀叹;天下之人都趋炎附势,而唯独我却愁眉不展。
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就一定是我心中有极大的愁苦。
如果不是世上最为仁爱之人,谁又能体察到我心中的愁苦呢?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
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
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
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
也。
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
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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