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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聂文蔚二（第5页）

的毛病。

所以说“格、致、诚、正”

，便不需要再说“勿忘勿助”

了。

孟子说“勿忘勿助”

，也是针对告子的毛病对症下药。

告子通过强制的功夫来框定人心，是“助”

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说助长的危害。

告子之所以犯助长的毛病，也是因为他将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不知道在自己心中“集义”

，在“必有事焉”

处用功，所以才会如此。

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中“集义”

，那么良知本体便会豁然开朗，是是非非全都呈现，又何来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的毛病？孟子“集义”

“养气”

的学说，固然对于后学有极大的功劳，然而也不过是对症下药，只说了个大概，不及《大学》中“格、致、诚、正”

的功夫特别精研专一、简单明了，这实在是上下贯通，千秋万世永无弊病的功夫。

圣贤讲学，大多是就事而论，虽然他们的说法不一，但功夫的主旨是一致的。

这是由于天地间只有一个性，只有一个理，只有一个良知，只有这一件事。

所以但凡就古人论学之处讨论功夫，没有必要掺杂着牵强附会地说，自然能够融会贯通；如果需要掺杂搭配，只是自己的功夫没有明白透彻罢了。

近来有人说“集义”

的功夫必须搭配致良知才算完备，这是“集义”

的功夫尚未透彻的缘故。

“集义”

的功夫尚未明了透彻，恰好成了致良知的牵累。

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搭配“勿忘勿助”

才能明白，则是“致良知”

的功夫尚未透彻。

“致良知”

的功夫尚未明了透彻，恰好成了“勿忘勿助”

的牵累。

像这类情况，都是从文义上牵强附会的解释，以求融会贯通，却没有自己切实地在功夫上体验，所以论证得愈精细，实则愈偏离大道。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

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

“穷理”

及“忘助”

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

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

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