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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第3页）

1921年，周作人在《小孩的委屈》里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人”

的理解：“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各有差别，不能强求统一。”

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儿童的文学”

，阐述了“以儿童为本位”

的儿童文学观，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管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周作人肯定“儿童有内外两面的生活”

，“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

，强调儿童文学必备的两个要素：“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

，但关于“文学的”

这一层，也不可能将它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所以应当注意文学的价值”

，要求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来为儿童选择文学，并且根据儿童学上的分期，将儿童文学分为三个层次，即1—3岁的幼儿前期文学、3—10岁的幼儿后期文学、10—15岁的少年期文学。

这一儿童文学“三层次说”

，与我们今天通行的将儿童文学划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是基本一致的。

正当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19年5月1日，五四运动爆发前3天，胡适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宣扬他“以儿童为中心”

的实用主义教育观，为正在批判封建儿童观的中国觉醒者送来了理论武器。

此后两年时间里，杜威讲学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儿童中心论”

成为冲破“父为子纲”

封建儿童观与倡导“以儿童为本位”

的儿童文学的理论依据。

一旦儿童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拿什么给孩子们阅读。

儿童文学作品从哪里来？创作需要有个过程，自觉为儿童写作的作家还没有来得及产生，怎么办？当时无外乎两条救急之路：一是改编已有的故事；二是翻译引进国外作品。

改编儿童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孙毓修编选的《童话》丛书，其中的第一部是《无猫国》。

童话成为当时儿童文学的代名词。

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影响最大的是以周作人为代表最先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童话故事也几乎成为当时儿童文学的全部。

对比编选与翻译的儿童文学读物，孩子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安徒生童话很快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典范，被广泛传播、竞相模仿，最后推陈出新，原创儿童文学呼之欲出，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刊物如《儿童世界》（1922年）、《小朋友》（1922年），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如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1921年）、黎锦晖的童话剧《葡萄仙子》（1922年），研究儿童文学的理论著作如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热心推动儿童文学的集体如《新青年》杂志社、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

儿童文学一时成了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

的新生事物。

“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

回顾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正如茅盾在1935年所回忆的：“‘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大概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吧，《新青年》杂志有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

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观念很对。

记得是1922年顷，《新青年》主编陈仲浦先生（陈独秀——笔者注）在私人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

叶圣陶在《文艺谈·三十九》中写道：“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

正是由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孙毓修，还有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大家都对儿童问题投以极大关注，才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热，引发了颇具声势的儿童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