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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发现(外三篇)——闲读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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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知堂,是位“收纳新潮,脱离旧套”
(鲁迅语)的哲人。
在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他的功劳可以概括为“三大发现”
,即“人的发现”
、“女性的发现”
与“儿童的发现”
;代表性的文论分别是1918年的《人的文学》、1918年的《随感录三十四》与1920年的《儿童的文学》。
这里先说他“儿童的发现”
。
虽然自从有了人类那时起,儿童这个生机蓬勃的存在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粗粗推算起来,人类曾经有2500多年没有发现儿童。
因为“中国向来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管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于是,儿童便“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
。
知堂很有感慨地说西洋“自从费罗佩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
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
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
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
。
“从头做起”
,“从人说起”
,这是知堂对中国“人的解放”
所作的思考。
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主题。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
,这“个人”
中除了成人与妇女外,也包括了儿童。
正像叶圣陶所陈述的,“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
。
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如安徽人陈独秀与胡适、浙江人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还有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都对儿童问题投以极大的关注,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文化热。
随着西方儿童学的传入与儿童文学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儿童的理解发生了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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