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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发现外三篇闲读知堂（第3页）

可见知堂是很为森氏鸣不平的。

篇末又写道：“性的教育的实施方法，诚然还未能够决定，但理论是大抵确实了，教育界尚须从事筹备，在科学与文艺上总可以自由的发表了。

其实性的事情确是一个极为纤细复杂的问题，决不能够完全解决的，正如一条险峻的山路，在黑暗里走去固然人人难免跌倒，即使在光明中也难说没有跌倒的人——不过可以避免的总避免过去了。”

可见，知堂主张儿童性教育，是为着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人生不幸处，让人生有更多的光明与欢乐。

至于如何实施性教育，知堂认为儿童性教育应建立在尊重儿童人格与了解儿童性心理发展的前提下，在适当的时期采用适当的方式来实现。

他提醒人们注意儿童对于生命起源的注意这一正确的事实，并借用儿童学先驱美国的霍耳博士的话说：“5岁至8岁的小孩最为注意（指对生命起源的注意——笔者按），过了这个时候便不再来问，因为不是问了无结果而灰心，便是已从别方面打听到了秘密。”

他又借用《世界日报》（1929年7月3日）上《虚伪的家庭教育观》一文，表达他对中国教育界的不满：“吾国性教育尚未萌芽，于是对于生理上种种故事秘而不宣，以为是秽亵不足对儿童谈讲的，或是对儿童随意乱说，如儿童询问小弟弟是从哪里来的，家人会告诉他是老娘婆（助产妇）抱来的。

等到儿童知识开了的时候，便会疑父母是欺伪。

失却了做父母的信誉，性的事情失了美与庄严，加上一层隐秘与羞耻的色彩，使儿童的感情思想显著地恶化，便是以后再用科学艺术的深厚的洗练，也不容易把他改变过来，这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了。”

知堂的分析，今天读来仍警钟在耳，值得今人注意。

正因为知堂充分认识到适时地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性教育的重要性，他便积极地推荐优秀的性教育读本。

1929年8月，他欣然为《性教育的示儿编》作序。

这本书原名《母亲对小孩说的话》，美国山格夫人著，赵憩之译。

山格夫人是有名的性教育者，她特别注意节制生育，曾来中国讲演。

知堂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于中国谈性教育的、贤明的父母和教师有点用处，可以作为性教育实施的初步参考”

。

然而，中国的现实又让他担忧这本小书能否安然出版，及其性教育在中国的命运。

此后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知堂的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乃至今日性教育的尚未确立，就足够证明那个时代在中国谈性教育的前途了。

6年后（1935年），知堂读到霭理斯的《我的告白》，不免又对“现代教育上有许多看了叫人生气的事情”

发一通慨叹，写下了《关于读圣书》一文，很是推崇霭理斯对式外尼兹（Karldesitz）的小书《婴孩怎么产生》（How　a　Baby　is　Born）的观点。

这是一本给儿童讲生产与性的故事书，计7章95页，其中文34页，图19面，由伦敦市教育局前总视学侵明士（s）博士作序，他在序中写道：“这婴孩怎么产生的故事是组织成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叙述，讲那些植物、鱼、鸟、野生和家养的各种物的生殖情形。

这博物的空气，儿童很喜欢的，造成一个愉快的背景。”

因了这篇序文，知堂即刻赶往书店求购侵明士博士的书，结果只买了一种名为《儿童对于人生的态度》（1926年版），是从小孩所写的事来研究儿童心理的。

记起夏斧心先生曾赠给他一本《我们的来历》（1930年版），儿童书局出版，即此书译本，可惜没有插画，这减少好些原来的价值，又文句亦多少不同。

知堂查阅了自己所有的1931年的版本，与夏译本比较，认为可能两个译本依据不同的版本翻译而来，并联想到，“夏君的译本不知行销如何？想起英国儿童还不免读经之厄，中国更何足怪，性教育的书岂能敌得《孝经》乎？虽然二者并不是没关系的，想起来可发一大噱也”

。

关于这本《婴孩怎么生》，稍后国内还有另一本，是知堂未提到的，即由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的徐锡龄本——《我怎么来的》，译在卷首引言中有很好的说明。

可叹这样的书，今天却不曾有。

环顾四周，有些影视录像，街头书摊以至正规出版物中过多地出现了性描写，少年儿童在生活中不免有所接触，却没有足够的性知识作指导，稚嫩的性心理很难想象不会被污染。

知堂对儿童性教育的意见也就正可以移用来做今天借鉴。

诚盼教育部门及家长来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供儿童健康正当的性教育。

“两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