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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兼与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商榷（第5页）

为什么独独拒周作人于门外？这不只是编排体例的问题，而是人的思想认识问题。

就说鲁迅吧，他没有写过一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没有专为少年儿童创作过一部作品，连自己也一再表白他对于儿童文学是“没有研究过”

的。

1936年，即他逝世的这年的3月11日，鲁迅在给杨晋豪的信中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

，“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

。

4月2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又说“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以后我想留心一点”

。

4月15日，又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强调“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

。

当然这可以看做是鲁迅先生的自谦和严于责己，但并非毫无根据。

可是，人们却愿意搜尽《鲁迅全集》，辑成那薄薄的一本《鲁迅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蒋风编，在《史》中也还有分前后两个时期的专节——“鲁迅早期的儿童文学活动”

（第28—38页）和“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巨大贡献”

（第138—149页）。

周作人有那么多儿童文学的理论文章，还有一本儿童文学论文集《儿童文学小论》，“对儿童、妇女问题一生注意，反复论述，至老不倦，确无超过周作人者，鲁迅也不及”

，却为何在《史》中没有一席地位呢？周作人身上，有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

如果说，一代两代青年人忘记了周作人，那是周作人自取之咎的话，那么，《史》中对周作人的否定，也未尝不可说是历史的正义惩罚之曲折的体现，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不等于说可以忘掉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历史功绩。

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愤怒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忿火照出他的战绩”

，对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史初期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

否则，就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儿童文学观在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正确的评判，就不可能对现代儿童文学30年，特别是发生期儿童文学的性质、特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对鲁迅的“幼者本位说”

、郭沫若的儿童文学观给以正确的理解，其影响甚至还可能施及对陈伯吹“童心说”

的再认识。

我们之所以这样甚或过激地“抬高”

周作人，还因为正确评价周作人另有着两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周作人的悲剧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这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的。

了解周作人，我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地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

“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

其次，周作人是不能同那些甘心卖国的人作同一看法的。

他的附逆，是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界的最大损失，这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都令人痛心。

因此，我觉得，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但要悼惜周作人，还应该历史地分析他，实事求是地评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