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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支大厦的精神和气质外四篇韦苇先生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第4页）

一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也是诞生于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热潮中。

中国是先有一批通晓外语而又热心于创建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茅盾等，然后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安徒生、王尔德、凡尔纳与普希金，中国儿童的书架上才有适合他们看的童话和小说，然后才有标志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叶圣陶童话。

因而，不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就无法解释西方儿童文学为什么对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不可抗拒的**力，也几乎不能指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会有准确、精到的解释与描绘。

其次，《西方儿童文学史》的出版，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参照。

有没有这个参照，完全不一样。

没有这个参照，我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就会陷于主观狭隘，致使宏观气魄不足，不能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放到世界儿童文学的巨大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无法看清世界儿童文学的大趋势，及我们儿童文学观念中的问题。

具体到编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则往往因缺乏参照而对作家、作品普遍评价过高。

有这个参照，我们就会知道，鲁迅译荐的俄罗斯盲作家爱罗先珂和奥地利作家至尔·妙伦的童话，在他们的本国并非有影响有地位，也就不会动辄将他们与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等童话大家相提并论，并且还能进一步解释他们的童话为什么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像巴金这样的一代文豪也说：“我是爱罗先珂童话的读者”

，“我4篇童话中至少3篇是在他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

第三，《西方儿童文学史》的出版，在供给国人欧美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从中领悟出一些儿童文学的真谛。

譬如，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是一条金光大道，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性文学，儿童文学可以有艺术儿童文学与大众儿童文学之分，“反顾童年”

“为自己写作”

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绝对没有教训意味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写得8至80岁的人都喜欢读，把玩耍中的儿童和壁炉边取暖的老人一同吸引过来。

凡此种种，都给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以启迪。

清醒与严谨——说韦苇先生治史

正是国门初开的中国儿童文学界渴望了解世界儿童文学情状的时候，1986年，一向创作与研究成人诗的韦苇先生，捧了一部砖块般厚实沉重的《世界儿童文学史》走入儿童文学界，首破中国儿童文学界自来无史的纪录。

此史一面世，首先在香港引起反响。

德高望重的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泰斗陈伯吹先生在香港发表了数千言的评文，称“这是一件‘扛石臼’的工作，如此沉重，非有拔山举鼎之力不办”

，作者这种“一木支大厦的精神和气概，值得称颂和尊敬”

。

其后，韦苇先生又于1992年、1994年先后出版和即将出版有关《外国童话历史》、《西方儿童文学发展史》、《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等专门研究著作，另有与他人合著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2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明天出版社两种版本）。

这些为品评韦苇先生治史的作风和经验提供了物质前提及丰富的话题。

韦苇“谙外文，博览群书”

（陈伯吹语），于是有了他治史的优势：治一方史以它方史为参照，治一洲史以它洲史为参照，治中国史以世界史为参照，治当代史以近、现代史为参照，总之，中外古今、宏观微观、高下优劣、孰强孰弱，他都能做到心中有数，了了分明，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

不妨以他著作《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为例证。

大陆有的论者在谈论五四文学潮流影响下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介业绩时，出于对鲁迅先生的特殊敬仰，将鲁迅译过其童话的俄罗斯人爱罗先珂列入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韦苇先生对俄罗斯儿童文学研究深湛，他在1987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明确指出，爱罗先珂的童话和童话剧在俄罗斯并无一点影响，在任何一部俄罗斯文学史或作品集中都不曾提及爱罗先珂其人和收入其童话。

我作为他的研究生，曾多次听他提醒治史当以这一误笔为戒，万万不可以想当然的猜估来替代史实，鲁迅当年就译过一些文学史上并无地位的作家的不足称道的童话故事，若以想当然地猜估来品评其地位，岂不荒唐又贻误他人？而理论工作者的误导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韦苇先生治史一向保持清醒头脑，尊重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评述时分寸得当，言之有度，不以偏概全，不人云亦云，不因美瑜而隐瑕疵，即使对世界性名著他也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性思考。

例如《Oz的故事》（《奥茨国的故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童话《骑鹅旅行记》，他也明白地指出其缺点与不足。

再比如作者在介绍美国一家教育杂志向在校学生调查“你最喜欢的3本儿童文学读物”

的3份调查结果时，既如实地把西方儿童读者的反应传达于史中，保持客观的态度，又有他自己的思考，不因为美国的孩子不提到安徒生童话，就动摇安徒生在世界儿童文学史和童话史中的崇高地位，也不因为美国的孩子们没有把《长袜子皮皮》放在最喜欢的读物之列，而放弃他对它的由衷赞赏。

治史能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审美个性，尤为可贵。

关于中国已出的几部儿童文学史，他曾谈他的读后感说，文学史不应是“作品赞颂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