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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儿童读物儿童图书出版史话之十五（第2页）

在这一编辑方针指导下，《边区儿童》注意帮助儿童学习政治，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从内容到形式，有意识地做到丰富多彩，通俗易懂。

该刊因为日本侵略者轰炸延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封锁，在3个月后准备出版第3期被迫停刊。

虽然只出了两期，但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在战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不忘对少年儿童精神食粮的关心。

《少年读物》是沦陷区最重要的少年读物之一，也是抗战时期坚持最长的少年刊物。

1938年9月1日创刊，大32开，陆蠡主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发刊辞期望这份少年刊物能够成为战时儿童“苦痛的慰藉，工作时的参考，休息时的消遣”

，鼓励少年儿童在国破家亡的困境中，“做一个战士”

，肩负起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

主要作者有陆蠡、巴金、靳以、萧乾、李健吾、柯灵、郭风等，有影响的作品有《做一个战士》（政论）、《寄小朋友》（散文）、《人体旅行记》（科学小品）等。

因为该刊处于“孤岛”

上海最困苦的时期，出版3个月后，被日本宪兵队以抗日罪查封，主编陆蠡也不幸于1942年4月13日遭日本宪兵队秘密逮捕，后被杀害。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该刊在上海复刊，出版“纪念陆蠡”

专号，连续做唤醒少年、鼓励少年的工作。

《儿童生活》是根据地时间最长的儿童刊物，也是孩子们自己编辑的抗战读物。

1941年冬创刊，8开旬刊，后改为32开半月刊，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主编。

该刊最大特点是孩子们自己编辑，反映孩子们自己的生活，紧密结合抗战实际，主要内容是抗日英雄故事、革命历史故事和模范儿童团和儿童团员的先进事迹，被誉为“苏北地区少年儿童进行战斗的号角”

。

陈毅军长曾为它题词，张爱萍副师长为它写了长篇连载《苏维埃儿童团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改名《华中少年画报》，成为抗战时期时间长、影响大的儿童刊物之一。

出版救赈：牢记残酷现实

【史料回溯】以少年出版社为代表的童书出版者，“为着维护我们祖国的幼芽，为着‘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我们亟愿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来为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努力”

，“帮助儿童向正当的道路上发展”

。

受战时环境的影响和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出版社纷纷创办报刊，及时为抗战服务，同时有不少报刊社也出版儿童图书，有的在发展中壮大为有影响的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出版社就是其中的典型，它是在党领导下创办的专业少儿出版社，成为孤岛上海重要的儿童读物出版基地。

上海沦陷后，留守在上海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苏苏、方友竹、丁裕、劳笑苹等，以研究教学为名，成立了小学教师进修会，实际上是在学生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创办《好孩子》油印小册子，由64开扩大到36开，又改为32开，更名为《儿童读物》，影响日益扩大。

其时收到贺宜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野小鬼》，因为字数太多，刊物无法容纳，就以少年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单行本。

22年后，当时的编辑丁裕先生回忆说，那是1939年6月，“上海的少年儿童们，迫切地需要精神食粮，特别是上海租界周围已经沦陷，祖国的命运十分危急，孩子们在思想上、行动上都渴望找到一条出路；热心爱国的老师们和家长们，也迫切地希望为孩子们找到良好的教育工具以帮助孩子们成长起来，使孩子们懂得抗日救亡的道理，避免当亡国奴的命运；再加上有好些作者，看到当时的形势，积极地为孩子们写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儿童读物》为基础的“少年出版社”

就应运而生了。

苏苏在《少年出版社缘起》里还表达了“帮助儿童向正当的道路上发展”

的愿望，因为当时上海孤岛的儿童读物，存在有“骗骗孩子”

的现象，出现了“另一种杀害儿童的所谓‘儿童作品’——使千万的儿童们忘掉血淋淋的现实，而进入一种空幻的‘仙境’里去”

，这是有良知的儿童文学家所不能答应的。

少年出版社自出版第一部儿童小说《野小鬼》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出版小说、童话、故事、剧本、童诗、图画、译作等作品约25部，主要有贺宜的童话《凯旋门》《真实的故事》《木头人》、苏苏的童话《汉奸的儿子》、包蕾的剧本《祖国的儿女》、林丁的图画故事《小夏伯伯》、金人的译作《列宁的故事》，以及儿童作品选集《永不忘记的一天》等。

这些进步读物不仅在上海影响很大，还被流传到苏南苏北新四军的抗日游击区，以及香港南洋等地，野小鬼、小夏伯阳、小瘌痢等成为孩子们谈论的英雄形象。

为着使作品能躲过检查顺利出版，出版者想了很多办法，譬如凡是涉及“日本帝国主义”

“汉奸”

字样，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