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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类的特征47（第7页）

说问题都出在人身上，这话并没有错。

但要晓得，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赖人，又怎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吗？或信赖……吗？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不如此。

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不倡言性善），唯处处教人用心回省[53]，即自己诉诸理性。

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

其所谓“心之官则思”

，所谓“从其大体……从其小体”

，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

，岂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于官体作用之上，勿为所掩蔽。

其“理义悦心，刍豢悦口”

之喻，及“怵惕”

“恻隐”

等说，更从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

最后则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何等斩截了当，使人当下豁然无疑。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

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

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作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

这话是不错的。

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

。

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

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

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

在中国古人，则谓之“义”

，谓之“理”

。

这原是人所本有的；然当人类文化未进，全为禁忌（taboo）、崇拜、迷信、习俗所蔽，各个人意识未曾觉醒活动，虽有却不被发见。

甚至就在文化已高的社会，如果宗教或其他权威强盛，宰制了人心，亦还不得发达。

所以像欧洲中古之世，尚不足以语此。

到近代欧洲人，诚然其个人意识觉醒活动了，却惜其意识只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驰骛于外，又体认不到此。

现代人生，在文化各方面靡不迈越前人，夫何待言；但在这一点上，却丝毫未见有进。

唯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之迷蔽而认取人类精神独早，其人生态度，其所有之价值判断，乃悉以此为中心。

虽因提出太早牵掣而不得行，[54]然其风尚所在，固彰彰也。

在人生态度上，通常所见好像不外两边。

譬如在印度，各种出世的宗教为一边，顺世外道为一边。

又如在欧洲，中古宗教为一边，近代以至现代人生为一边。

前者否定现世人生，要出世而禁欲；后者肯定现世人生，就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

谁曾看见更有真正的第三条路？但中国人就特辟中间一路（这确乎很难），而殊非斟酌折衷于两边（此须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