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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四海（第2页）

何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光，首先专注于佛教寺院，学术目的又是为何？他这样做，乃是为探讨中古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

何先生是“汉魏（魏晋）之际封建说”

的首倡者之一。

而中古时期遍布南北方的佛教寺院，既是佛教信仰的载体，又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的”

社会实体[1]；“南北朝隋唐的寺院，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组织，而实在还是一个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

[2]，“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

[3]。

这就是说，何先生为探究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特意选择“中古寺院经济”

这只“麻雀”

，给予“解剖”

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传佛教及其寺院，一向是宗教学的研究对象。

把佛教及其寺院的研究，从单纯的宗教学领域，扩大引入历史学领域，首创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是何先生的又一学术贡献。

何先生为佛教社会史的研究，擘画了明确的学术范畴。

他的首篇论文《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论及汉传佛教的兴起、发展与兴盛；汉地佛寺的僧官制度，两种财产（寺院公财、僧尼私财）并行制度，寺内阶级结构；佛寺的社会文化功能；佛教寺院和朝廷的关系。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一文，进而集中深入地论述中古佛寺的“领户”

即寺院依附人户的领有形式；佛寺领户兴衰；寺院同领户关系的实质；寺院与国家之间对领户的争夺等。

何先生擘画的这一学术范畴，大致可以分作三个“板块”

：一是寺院经济研究，包括：寺院大土地制，两种（常住财与僧尼私财）财产制，寺院农业、商业和高利贷业，寺院的阶级关系——寺院地主与僧侣地主，依附民阶层（农奴和奴隶）等。

二是寺院僧团与封建政权关系研究，包括：编户的争夺，僧官制度等。

三是佛寺文化研究，包括：汉传佛教文化，佛寺文化功能等。

70多年以来，国内外的寺院经济和佛教社会史研究，成绩斐然，相较何先生筚路蓝缕之初，情景已经大变。

相关研究论著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然而，尽管新的历史资料陆续出现，研究课题也不断在开拓新的广度和新的深度，如果整体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又不难看到，它基本上还没有出离何先生70多年前擘画的学术范畴，大体上是对何先生所做研究的延伸和深化。

瞿林东您从学术史的高度所做的评价，很有启发。

从何先生本人来说，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青年时期的何先生，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我曾经注意到何先生在1934-1937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它们是：1.《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2.《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12月）；3.《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食货》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4.《质任解》（《食货》第1卷第8期，1935年3月）；5.《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食货》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6.《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1936年1月）；7.《北宋之差役与雇役》（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4年11月22日、12月6日）；8.《唐代寺院的统制组织》（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936年1月30日，2月6日、13日）；9.《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天津《益世报·食货周刊》，1937年5月18日、25日）。

从这个撰述目录的排列来看，23岁至26岁期间的何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是大致上已经确定了一个理论上的起点的。

这就是，研究历史，当先着手研究社会经济史。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关于佛教社会经济的研究，是同世俗社会经济的研究互为参照而展开的。

这和孤立地研究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在方法上有所不同。

您认为何先生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张弓何先生的寺院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明确，研究方法切中肯綮，为后人竖起高标。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主要决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考察中古社会的生产关系，关键是看主要生产者即农民的身份、地位，看他们同土地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

何先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接触马克思主义。

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的寺院经济研究，紧紧抓住关键点即寺院领户的性质不放；而他对寺院领户性质的考察，又抓住两个关节点不放，即领户同寺院地主的关系，以及领户同寺院土地的关系。

这正是《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一文的攻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