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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四海（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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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何先生在史料文献学上的又一贡献。

三关于汉魏之际封建说

何先生始终把握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宗旨，从社会历史演变的进程论证汉魏之际封建说。

瞿林东80年代中期，何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集》一书出版后，我在何先生写的“序言”

里读到这样一段话：“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是对五十年来（半个世纪了！

）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一个小结。

总结过去，是为了策励将来。

我们从80年代前几年著论之多，内容之深博，已可以预感到寺院经济的研究将会有一个飞腾。

山雨欲来风满楼。

让我们在过去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有研究寺院经济的鸿文巨著问世。

至于我自己，也希望能‘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着鞭自奋蹄’，勉从各方家之后，对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竭尽绵薄。”

[4]这些话讲得很真诚，很激励人。

研究历史，不能没有理性，也不能没有**。

在我看来，何先生在治学上是能够把理性和**融合起来的史学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不断出版新著，为史学界所瞩目，足以证明何先生言不虚发，他的社会史研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何先生在文集的“自序”

中，讲到他是如何走上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的。

其中，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

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即一个史学家的治学道路，总是同时代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何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是大家都认同的。

我想，他对于自己和时代的关系所做的反思，以及他对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一以贯之的认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何先生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呢？他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一文中说：“我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

中国社会史是我的学术之根。”

[5]对此，我们又应作何理解？

宁欣我们都知道，何先生70多年来的研究生涯，主要开拓和关注的是三个领域：魏晋封建说，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兵制研究，可以说，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而对社会史的研究引领了其他领域的开拓和深入。

何先生选择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是他把自己的学术抉择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结果。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

这70多年的社会史研究，何先生大致将其分作三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

这70多年的历史，也是何先生步入史学研究的殿堂、完整地经历了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史研究风风雨雨的学术历程。

何先生的研究重点的历史时段是在魏晋南北朝，但他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着眼于长时段，看变化。

何先生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从殷商的历史开始，研讨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成，而在如何评价中国社会史道路问题上，他对整个20世纪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有学者对何先生的贯通研究有如是评论：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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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针对目前有些人认为辩证唯物史观好像有点落后，不时兴了，他多次表示仍然要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主要坚持两点：一是全面地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二是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