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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四海（第5页）

何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坚持的贯通的历史观和辩证唯物史观立场。

如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一文中，何先生指出，殷商之际是由氏族部落向阶级社会长期过渡时期中重要的一环，春秋战国之际交换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作用及汉魏之际社会变化之大，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个关键时代，这三个时代，有的是承前启后，有的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三个时代也是被不同的学者认定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始。

学术界对之的认识和估计，都是不足的、有所忽略或不够重视的，这都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

这篇文章很好地体现了何先生全面地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从历史发展变化的长时段贯通研究其发展变化。

何先生看到20世纪80年代后，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陷入低潮的趋势，他认为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何先生还认为，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是应当并重的。

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

没有材料，研究没有对象；没有理论，研究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至永远提不高。

理论、材料并重，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学术界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就中国社会史来说，已争论了数十年。

何先生分析了20世纪自社会史论战以来，社会史研究道路的几次反复，关系到重材料还是重理论的争论。

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论和材料就像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

他说“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

。

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篇》）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危害。

何先生在他的社会史研究中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坚持的微观与宏观并重、理论与材料并重的观点。

瞿林东这两个“并重”

，概括得非常好。

这也可以看作是何先生治史的特点和经验。

关于社会史研究，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许多同行所关注的。

何先生对社会史研究的前景，提出了明确的见解。

您对此是怎样理解的？

宁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是什么，社会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何先生反复强调的问题。

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史》卷，收录的《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一文中，何先生明确阐述：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生产形态及其发展变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

他把中国学术70多年的社会史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分为两条路：一条路，偏重宏观，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另一条路，偏重微观，研究家庭、风俗、习惯、社会调查等。

前者如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和随后出现的食货派，后者的代表则是“中央研究院”

社会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路即马克思主义道路形成**，但又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史和社会史理论进来，后一条路又发展起来。

何先生主张两者应该合一。

他说，社会、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和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才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体。

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

掌握了这一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做贡献，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最大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