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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论一谈（第3页）

先生甚至说自己“蠢人一个”

。

可是先生说的这个“蠢”

，其实正是一种长期以来学界十分缺少的正直。

几篇回忆业师、恩师的文章也很有趣。

一篇写傅斯年先生的，曾经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只是题目有些改动，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事业》改为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我不大理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意义。

是不是说史学著作更单一些，谈学术事业评价要更高些，这就不知道了。

《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也是早在1995年就发表过的，收录在人民出版社《国际儒学研究》第一辑。

《怀念我师陶希圣》和《怀念胡适之老师》两篇，好像此前都没有发表过。

虽然先生只是写出了一个学生对于老师的怀念，但是就只是这样的一个怀念，却活生生地写出了这两位在中国近世学术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大师对于先生的影响。

这两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应属禁忌之列了。

但是怀念胡适之老师那篇写于十多年前的1997年，另一篇怀念陶希圣老师的文章写于1988年。

在那个时候就去写胡适之、陶希圣这样政治上被完全否定的人物，可就不容易了。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曾经因为说过胡适先生治学严谨而在党支部会议上受到过批评。

所以我想，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一定会引起有些人的非议，但先生却毫无顾忌，大胆说出一个学生对于老师的真情。

先生的老师不也对他们的学生充满真情和关注吗？1983年或者1984年，在与陶希圣师音信隔绝38年后，先生却得到了一位美国学者从陶希圣老师那里带来的两本书。

1987年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时，陶希圣在病中托人告诉先生：“以后中国学术会有前途，他（先生）回去后可在此方面努力。”

先生写道：“这竟是陶先生对我的最后遗言了。”

读到这里，我只觉得心中有一种沉重压抑之感。

中国学术在被政治强迫分割了多年之后，其精神却还是那么执着地共守着一个共同的传统和目标。

所以当先生以耄耋之年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

，走上研究院对面小山坡上，面向胡适之先生墓碑行三鞠躬礼，默默志哀的时候，先生想的是自己的老师，“远离故乡，飘零外地，魂而有知，会寂寞凄楚”

。

何时才能将老师安葬到故乡，或者北京大学校园。

那里朝朝夕夕，有学生伴随；听学生歌声、朗朗诵读声。

先生希望他的老师能够安息在永与学生相伴的校园。

原来先生到今天仍然有着那样一颗学生的心，一颗永远怀念着自己的老师、永为学生的心。

这是不是也正是先生已经百岁高龄却仍然精神矍铄，仍然在学术上与时俱进，仍然充满朝气的原因所在呢？

三

三论之中，“论学”

篇幅最大，共有十篇文章。

里面有先生对史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也有先生治史的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