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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论一谈（第4页）

大家都知道，先生是一位执着的学人。

他从年轻时就主张汉魏封建说的观点，并且一直到老不变。

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倒不是因为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主要是先生的学术观点当初是被人当作政治问题认识的。

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他的汉魏封建说的思想渊源是来自恩格斯、考茨基和陶希圣，后来又认识到这里面还受到了钱穆先生的影响。

须知在那些政治的阴云笼罩下的日子里，因为跟毛泽东说的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观点挂不上钩，所以坚持汉魏封建说的观点，简直就像是在坚持着“反革命”

的立场。

而坚持“反革命立场”

，在当时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先生说“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压制是有的。

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

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样，我是看在眼里，惊在心里”

。

先生只好采取这样的办法：坚持，但是不说，心里面憋着劲。

谁想说服我，好，拿证据来。

先生也不是不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应吴晗先生之邀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报告的题目就是《东汉魏晋前后社会变化》，其后先生还发表过关于汉魏之际社会经济变化的研究文章。

先生不谈汉魏封建说了，可是他还在讲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其实我们今天听起来实在是有点奇怪，因为对历史分期的主张不同，居然就会被加上政治反动的帽子。

这是一个将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典型事例，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噩运。

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分期的不同观点，使得一些学者受到了政治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

历史分期这个东西，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历史的科学方法。

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只是在某一种历史时段的分期上的看法不同，怎么就成了政治反动派了呢？这些学者毕竟还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尝试着解析中国历史，或者说，他们都还是在坚持着那种政治化的“五种社会形态说”

。

十年前，也就是新旧世纪之交，先生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分期观点。

先生在一篇短文中提出，放弃多年以来自己坚持的历史分期观。

先生说：“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

先生说：“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

只去研究历史分期，不去关注历史发展自然段，就是本末倒置！

要知道，这一年先生也已经是九十岁高龄了。

先生这里说的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的、客观的”

。

自然段不同于朝代，有的时候可能是朝代，有的时候可能是历史发展变化的时期，甚至与以前所说的历史分期时段相合，但是关键是，不去定义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性质，而主要是认识这一历史时段的特点。

先生的这个观点，跟他的“汉魏封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