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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门问学（第2页）

体会先生的这些评论，实有深意存焉。

不论把史学经学化，还是把史学文学化，根源都在于不重视包括考古发现在内的文献资料，不读书或不认真读书，或者读了书，但未能深入思考研究，停留在一知半解，还自以为是。

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甚至不要史实，不顾史实，任意解释，任意推断，说得花里胡哨，在那里“创造历史”

，实则制造文化垃圾，误导社会大众，后果非常严重。

这些评论正是直指当今学界“学术商业化”

乃至导致社会风气不良的倾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先生毕竟年事已高，没有把这些重要论断写出来。

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社会史，堪称中国社会史研究巨擘。

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探索着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

通过对商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形态演变的研究，深刻剖析其种种变化，首倡“魏晋封建说”

。

他用可靠的文献证其说，又给予系统的理论说明，成一家之言。

他认为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及其规律，从而了解文明历程和社会发展方向，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

对于前些年社会史研究中以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代替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的倾向，他曾在天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大声疾呼：“研究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他深刻指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

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是最大的学问。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对社会史的研究仍感到忧虑，多次表示国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他认为现在社会史研究中，理论方法变了，研究的重点变了，辩证唯物史观不见了。

所以根本问题还是要分清主次，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的“主”

，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是“次”

。

是前者决定后者，而非后者决定前者，切不可主次不分，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先生一生奉行“择善而固执之”

，他的言论一向是比较谨慎的，他晚年思想的活跃和发言的直率有时出人意料。

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这就是他对学术事业的钟爱、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

为了学术，其余的一切他都可以置之度外。

如今，先生已经走了，我们怀念先生，就是应该把先生的这种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以告慰先生的英灵。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何兹全先生首批博士生）